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俄语：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Шостакович，俄语发音：，1906年9月25日－1975年8月9日）；前苏联时期俄国作曲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留在苏联，但同时也是当年少数名气能传至西方世界的作曲家，被誉为是二十世纪其中一位最重要的作曲家。

肖斯塔科维奇在苏联政权中曾得过不少荣誉，如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勋章、斯大林奖等等，他亦曾获得当年苏联红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的资助。可是，他亦因为曾试过与斯大林主义及官僚作风有所冲突而两度遭苏共谴责（在1936年和1948年），他的作品亦一度被禁止演出。斯大林死后，他多次获颁发多项国家的奖项和荣誉，也曾当过最高苏维埃代表。

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作品既融合了后浪漫主义（如马勒）和新古典主义风格（如普罗科菲耶夫和斯特拉文斯基），但亦不乏二十世纪的不协调音色和创作手法，因此他的音乐作品偶而会受到官方的争议，然而他的作品普遍而言仍受到欢迎和好评。

肖斯塔科维奇1906年生于圣彼得堡。家庭中排行第二。1919至1925年，肖斯塔科维奇进入了当时由作曲家格拉祖诺夫所领导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跟随马克西米利安·施泰因贝格（英语：Maximilian Steinberg）（又译史坦伯格）学习作曲，跟随尼古拉·索科洛夫（英语：Nikolay Sokolov）学习和声法及对位，并随尼古拉耶夫学习钢琴，他的《第1号交响曲》便是作曲毕业作品。

毕业后，肖斯塔科维奇曾打算以作曲家及钢琴家的双职身份发展。1927年，他参加了华沙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得荣誉奖。不过，当时的音乐评论家普遍对他的钢琴诣艺并不欣赏，对他的演奏有“干硬的风格”、“缺乏情感”等不客气的批评。比赛过后，肖斯塔科维奇遇上指挥家布努诺·瓦尔特。对方对他的《第1号交响曲》十分欣赏，并于翌年在德国柏林作演出。自此，肖斯塔科维奇专心发展他的作曲事业，钢琴演出亦自此起改为只演奏自己的作品。1927至1928年先后完成了《第2号交响曲》，亦开始创作他的首部歌剧——根据作家尼古莱·果戈理的《赌徒》（）改编而成的《鼻子（英语：The Nose (opera)）》。但很快便被带官方背景的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英语：Russian Association of Proletarian Musicians）批评为形式主义，令到1930年1月的首演并不被看好。

而在1920年代末期至1930年代初期间，肖斯塔科维奇受雇于已改名为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工人青年剧场（英语：Workers' Youth Theatre），因此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剧场音乐、电影配乐、管弦乐组曲、舞剧等。其中他的三出芭蕾舞剧：《黄金时代》（1929年－1930年）、《螺丝栓（英语：The Bolt (Shostakovich)）》（1930年－1931年）、《清澈的溪流（英语：The Bright Stream (ballet)）》（1934年－1935年）都是这段时期的代表作。但讽刺的是，这三首作品当时都全被苏联当局认为意识形态有问题，上演不久就被撤换。

与之同时，剧场的工作量亦不算太多，因此他除了创作工作上的音乐外，亦能投放时间在其他类型的创作内。其中《第3号交响曲》、《第4号交响曲》、《第1号钢琴协奏曲》和《大提琴奏鸣曲》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另外，他亦将不少时间和精力投放于第二出歌剧《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上，但他万万想不到，这出歌剧竟然成为了他的音乐生涯的第一次灾难。

1932年，“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改组为“苏联作曲家协会”，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要求作曲家“以高度的技巧，简洁、明快、真实地表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容”。《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的题材敏感，而肖斯塔科维奇和另一位作家共同所写的台词亦较为大胆和露骨，所用的配器手法和写作手法亦属新颖。但由于是根据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自由主义作家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列斯科夫的同名小说所改编而成，属当时官方认可的作品。作品于1934年首演时，初期还是备受好评，官方评论亦对这首作品予以肯定，表示该剧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正确政策下成功的结果”，及“只有在一个有优良传统苏联文化下的苏联作曲家才能够写出（这首作品）。”歌剧在往后的一年多时间，不论在苏联国内或是国外，每次都座无虚席，并且还得到观众和评论家的赞赏。

然而1936年1月，斯大林亲自观看了这出歌剧后却大发雷霆，大肆抨击歌剧的内容意识极度不良，完全不符合“苏维埃音乐”的标准。于是，他透过官方报章《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混沌代替了音乐》的社论，斥责这出歌剧为“低俗、粗鄙、有如原始人的行为”。及后数天，《真理报》连续发表了多篇抨击《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的宣传文章，就这样，《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短时间就被下画，亦被禁止再作公开演出，连带肖斯塔科维奇其他的音乐作品也遭禁演。他尝试以《第4号交响曲》的首演来回应，可惜在人心惶惶，各音乐团体对他也敬而远之的情况下，本来安排好的首演也要被迫取消。

基于收入上的减少及各类型的压力，肖斯塔科维奇于1937年另以《第5号交响曲》作为“对党的批评的回应”。这首作品大幅地减少早期作品中较新颖的创作手法及和声，当中第四乐章更加是采用近乎保守的传统创作手法写成——主调音乐、调性明显、弃用现代和弦及不协调的音程等等。结果反应正面，官方亦逐步解禁他的作品发表（但如《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则仍然维持禁演令）。另一方面，肖斯塔科维奇开始意识到要在官方的“意识框架”及“创作自由”中找出平衡点，这因而造就了他开始创作室内乐作品。他写成了第一首弦乐四重奏，而同年九月，他亦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找到了作曲教席，令他得以有较稳定的收入。

自此，世间对其此后的创作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与苏维埃体制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清”，有人认为“他和马雅科夫斯基一样都是屈从于斯大林体制内的御用艺术家”，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位顽强不屈，秉持异议品质，敢于反对斯大林的音乐家”。

1941年，纳粹德军攻打列宁格勒，肖斯塔科维奇在战火中开始创作《第7号交响曲》（亦被称为《列宁格勒交响曲》），后来他和家人被安排撤离至古比雪夫，该曲亦在那里完成。1943年春天，全家再被安排移往莫斯科。在这段不断搬迁的时期，他的一些创作不幸在途中遗失了，当中包括令他耿耿于怀，未能首演的《第4号交响曲》总谱，一些室内乐作品乐章等。另一方面，肖斯塔科维奇在这时创作了阴沉而带暴力的《第8号交响曲》及《第2号钢琴奏鸣曲》。除此以外，他还创作了《第2号钢琴三重奏》、《第2号弦乐四重奏》以及一些剧乐。

二战结束后，肖斯塔科维奇获委约在一场庆祝苏联战胜德军的胜利音乐会中发表一首新的交响曲（即《第9号交响曲》），而他亦本来属意像其他作曲家般，将《第9号交响曲》写成和前两首交响曲一模大规模，兼且加入人声的作品，就连斯大林亦热切期待他能写出比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更宏大的作品，但最后出来的，却是一首近似海顿风格：编制小、演奏时间不长、气氛轻松愉快的作品。这明显和官方所希望的“大规模的胜利赞歌”相距甚远，结果种下遭苏共作第二次谴责的伏线。

虽然肖斯塔科维奇在战争时期创作了多首重要而爱国色彩浓厚的作品，但一首被认为于1939年写成，受列宁格勒市党委***所委托为庆祝苏联在芬兰扶植的傀儡政权（芬兰民主共和国）而作的《芬兰主题组曲（英语：Suite on Finnish Themes）》，作曲家一直都否认是他的作品。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芬兰民主共和国”成立不足半年便垮台，而且苏联在后来的冬季战争中更惨败于芬兰军中，成为了他们的国耻之一，因此肖斯塔科维奇生前极力否认曾创作过这首乐曲。

1946年，主张艺术作品要社会主义化的安德烈·日丹诺夫被斯大林任命为文化部长，便对各文化界进行大规模的整治。1948年2月，他的整顿延伸至音乐界。他藉穆拉德里（英语：Vano Muradeli）的歌剧《伟大的友谊》作为借口，以形式主义的指控对当时多位举足轻重的作曲家进行批评。同年4月召开的苏联作曲家协会（英语：Union of Soviet Composers）会议，最后变成批判大会。肖斯塔科维奇是被批判的对象之一，同时期被批判的还有普罗科菲耶夫、米亚斯科夫斯基、卡巴列夫斯基、舍巴林等。和第一次谴责的情况相同，肖斯塔科维奇绝大部分的作品被禁演，国家福利被收回，音乐学院的教职被中止，而且一直由他领导的苏联作曲家协会，更被由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所信任的赫连尼科夫接管（赫连尼科夫一直担任这个位席，直至1991年苏联政权瓦解为止）。但讽刺的是，1949年肖斯塔科维奇又成为了访美代表团的其中一员，为此苏共不得不放宽对他的限制。同年，他创作了清唱套曲《森林之歌》，当中将斯大林比喻为“伟大的园丁”。1951年，他首次晋升入最高苏维埃。

对于肖斯塔科维奇而言，管治了30年的斯大林于1953年的去世（然而，普罗科菲耶夫亦于同日逝世）让他踏上全新的一页，所有在第二次谴责时被褫夺的各种福利和工作慢慢地恢复过来。他的作品亦可以重新演奏。其中，同年首演的《第10号交响曲》成为了新时代的代表作，同时亦开始确立了他以自己命字而创作的“DSCH动机”，学者认为，“DSCH动机”在他晚期的作品不断出现，背后的象征意义就是代表个人的意念战胜了一切的压制。另外，一些在第二次谴责期间所创作的作品，亦陆续得到公演．这包括了多首富浓厚犹太旋律的作品，如《第1号小提琴协奏曲》、《犹太歌集》、《第4号弦乐四重奏》等。

肖斯塔科维奇著名的作品包括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各十五首，其中交响曲创作的高峰期在1930–40年代，弦乐四重奏则是在后期（1960–70年代）。其它的管弦乐作品尚有：钢琴、小提琴及大提琴协奏曲各两首，以及《庆典序曲》等。室内乐作品方面，他亦创作了唯一的一首钢琴五重奏及两首钢琴三重奏。歌剧作品以《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和《鼻子（英语：The Nose (opera)）》较为著名。萧氏亦创作了不少的电影音乐、舞台音乐及管弦乐组曲，近年来开始有唱片商陆续为此录制唱片，当中又以两套“爵士乐团组曲”尤为著名。

c小调第1号钢琴协奏曲，作品35 · F大调第2号钢琴协奏曲，作品102
A小调第1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 · 升c小调第2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29
降E大调第1号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07 · 第2号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26

沃尔科夫声称借由1971年-1974年间所默录的口述记录而写就了《见证》一书，并由作曲家签名证实后，再整理出版。不过，其手稿却从未公开过。多位肖斯塔科维奇生前的作曲家好友、他的两名子女，以及晚期形影不离的第三任妻子伊丽娜等，都质疑此书的可信性。但亦有多位曾和他共事的亲友，包括好友兼前苏联的音乐评论家利柏定斯基（Lev Lebedinsky）、女婿马克列维诺夫（Maxim Litvinov）、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等人表态支持本书的真实性。1991年苏联解体后，肖斯塔科维奇的儿子马克森（Maxim Shostakovich）曾公开表示，《见证》的确是父亲的亲身口述。

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特殊，《见证》的内容与取向恰恰满足了西方人士的期待，使得《见证》在西方风行一时。汤尼‧帕尔玛在1987年曾将全书拍摄成电影作品。

肖斯塔科维奇经历过三段婚姻，第一任妻子妮娜（Nina Varzar，1932年-1954年；其中于1935年曾离婚，后来因怀孕而恢复夫妻关系，1954年逝世。）为他诞下两名子女：加丽娜（Galina）及马克森（Maxim）；当中马克森继承了父亲的音乐事业，现时为指挥及钢琴家，并经常演奏及灌录父亲的作品。肖斯塔科维奇的《F大调第2号钢琴协奏曲》就是为儿子19岁生日时所写及题献的，马克森亦在他于莫斯科音乐乐院的毕业考试时作首演。

第二任妻子是苏联共青团的活跃分子玛嘉列塔·卡依诺娃（Margarita Kainova，1956年-1960年），两人婚后的生活完全不美满，最终令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便结束，玛嘉列塔没有为肖斯塔科维奇诞下任何子女。

第三任妻子是伊利娜（Irina Supinskaya，1962年-1975年），两人年龄相距达29年，伊利娜一直陪伴肖斯塔科维奇直至他离世。同样亦没有为他诞下任何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