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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狱事

1589年的己丑狱事(朝鲜语:기축옥사)是朝鲜王朝历史上最血腥的政治清洗事件之一。这一事件的波及范围之广,甚至超过臭名昭著的“四大士祸”之和。己丑狱事发生于朝鲜宣祖在位之时。当时,朝鲜正陷于东人党和西人党的政治斗争当中。事件中,东人党成员郑汝立被指控谋反;随后多达千名东人党成员被杀或被流放。其后光海君时编修宣祖实录,正值东人党掌权;再之后仁祖上位、重订宣祖修订实录时,又值西人党掌权。由于东、西两党对事件的记载大相径庭,目前对己丑狱事的真相尚存争议。在李肯翊编订的野史燃藜室记述中,从东、西两党角度出发的记载都得以保留,在书中以不同颜色标记。宣祖时,长期受到勋旧派打压的士林派终于夺取权力。然而,士林派内部很快出现分裂。分裂后的西人党成员多在先王明宗时即参政、相对老派;而东人党则相对年轻化。西人党以外戚沈义谦为首,支持李栗谷(即李珥)的主气说;东人党以金孝元为首,支持李退溪的主理说。两派的冲突最初体现在沈义谦和金孝元的个人恩怨上;两人互相阻挠对方的升迁。右议政卢守慎和副提学李珥出于公心奔走于沈金之间,劝说他们放弃政争,这就是有名的“卢李调停”。卢李提出,将金孝元和沈义谦调任外职,缓和朝廷矛盾。这一提议的目的就是要调开两党的中心,达到分解两党的目的。然而,在李珥病逝之后,两派矛盾仍然日趋白热化。其后东人党成功弹劾了沈义谦,在政治斗争中暂时处于上风。随着东人党的得势,部分西人党成员开始转投东人党。这其中就包括己丑狱事的核心人物郑汝立。郑氏在改变立场后开始公开批评其恩师李珥,这招致西人党(乃至国王朝鲜宣祖)的极大反感。郑氏后来离开朝廷,在湖南地区(全罗道)组织大同契。原则上,大同契无分男女贵贱皆可加入,每月均有集会,供成员进行社交、学习和军事训练。在1589年,大同契曾参与全罗南道的抗倭战争。大同契和朝廷起初相安无事,直到宣祖二十二年(1589年)十月,黄海道观察使韩准、载宁郡守朴忠侃、安岳郡守李轴、信川郡守韩应寅等联名上告郑汝立谋反。郑氏叛乱是否确有其事,目前众说纷纭;关于其组织大同契的目的,也有相当争议。郑汝立并不认同君主集权,曾经提出“天下公物,何事非君”,这种接近共和制的***性思想不能被当时的朝鲜社会所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使是遭到迫害的东人党一方,也认同郑汝立谋反的事实。但是,一些历史学者注意到,除了刑讯逼供下同谋的供词和在郑氏房子内发现的信件,并没有其他支持郑氏谋反的证据;而信件其实也有被人伪造的可能。无论如何,郑氏的谋反指控导致了对东人党的大清洗。西人党中坚郑澈、尹斗寿等借郑氏谋反一案,将几十位东人党官员连坐除去。起初,郑汝立谋反一事并未严重波及东人党在朝廷的地位。然而,在东人党否认郑汝立谋反案之时,郑氏突然自杀——这给了西人党攻击郑氏畏罪、东人党办案不力的借口。不久,郑汝立的侄子就供认出多位东人党大员参与谋反。其后郑氏谋逆的证据越来越多,朝廷中多位东人党大员受到波及,或被流放,或死在狱中。朝鲜宣祖在清洗东人党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东人中最强硬派(也是士林派中最激进的)几乎尽数被清理;而东人中相对温和的(如柳成龙)却得到了宣祖的庇护。己丑狱事标志着士林派内部的完全分裂,两派矛盾激化至流血党争,已经到达无法调和的地步。东人党在己丑狱事中受到严重打击,然而数年之后又借储君之争扳倒西人党。针对如何处置西人的问题,东人党日后又进一步分裂成激进的北人党和温和的南人党。己丑狱事中的严重党争,也被指导致朝鲜军力空虚,以致在万历朝鲜之役中节节败退。一些历史学家更指出己丑狱事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湖南地区(全罗道)的歧视——这一歧视甚至延续到当代韩国社会。在今天,郑汝立***性的政治思想也被许多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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