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有话说
本公众号依托扬州大学中国语文教育研究所，团结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梳理语文教育历史，探讨语文教育问题，共创语文教育明天，共享母语芬芳。期待成为中国语文教育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期推送扬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硕士生导师戴健教授的大作——《窦娥冤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本文刊于《中学语文教学》2019年第1期。戴健老师充满学术与教学激情，同时又仁和、宽厚、优雅。2016年6月，小编曾在扬州大学文学院敦复青年学者论坛作了题为《红楼梦》各版本异文比较解读：以第六十八回中的王熙凤形象为例》的报告，戴老师作为点评专家拨冗莅临，提出了许多令我受益终生的意见与建议，也让我受到了鼓舞，心中更加坚定了这样一个方向：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跨界开玩笑。虽然小编高举着的为自己博士后导师应援的大灯牌、荧光棒永远不会放下来，但拜读到戴老师的这篇跨界大作，还是在心里狠狠地“粉”了，默默地崇拜了，也发觉自己作为“语文人”，也还得要加倍努力了！感谢作者授权，欢迎关注本公众号！
作者简介
戴
戴健，江苏江都人。1992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获得学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扬州大学文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为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专任教师。承担的本科生课程主要有《中国古代文学史》《大学语文》《古代白话小说研究》《流行歌曲与中国传统文化》等；面向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设《古代散文研究》课程。先后完成教改课题三项，其中《课题氛围与大学生创新思维建树（2011SJG271）》为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发表教研论文六篇，其中C刊论文一篇。教学获奖主要有“扬州大学课堂教学质量奖”3次、“扬州大学最受学生欢迎教师”3次。
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小说与戏曲方面用力较多。出版专著两部：《清初至中叶扬州娱乐文化与文学》《明代后期吴越城市娱乐文化与市民文学》；在《江海学刊》《暨南学报》《明清小说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完成各级科研项目4项，其中《明清宴集与戏剧生态研究（15YJA751005）》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
《窦娥冤》教学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戴健【摘要】新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将“学科核心素养”提升到育人之本的高度，因此如何在日常教学中加以贯彻与体现，显得尤为重要。《窦娥冤》剧作的语言是元代北方口语的代表，具有当行本色的特点，可丰富学生的语言建构与运用；对元杂剧文本传承方式的探寻可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关汉卿在剧作关目上的精心设计则蕴含了中国古代戏剧审美的独特倾向；“天人感应”是窦娥冤屈得雪的逻辑基础，它同时还是东方智慧的凝聚，钱穆、季羡林两位先生都曾对此有过阐述，因而不乏文化传承的意义。【关键词】《窦娥冤》学科核心素养关汉卿元杂剧 人教版《语文》必修第四册的开篇单元是“中外戏剧”，编者用关汉卿的《窦娥冤》、曹禺的《雷雨》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三篇作品，来展现中国古代戏曲与中外话剧的形态，择取甚为恰当。相对来说，《窦娥冤》的文体形式特殊、文本内容丰富，且语言表达也与今有别，因而教学挑战性更大。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本文以为，不妨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角度来设计教学、凸显《窦娥冤》的独特价值，这样不仅可以在教学内容上适当增加传统文化元素，而且在学生知识建构、能力培养上也有更大挥洒余地。本单元导语涉及中国古代戏曲教学的侧重：“用曲词和说白相结合表演故事的形式具有独特的艺术趣味。如果我们能注意透过曲词体味人物的内心情感，并着重欣赏曲词之美，就多少能领略到古代戏曲迷人的艺术魅力”，即突出语言感知与审美鉴赏两点。但这还不全面。元杂剧的文本特色与《窦娥冤》剧作的自身内涵，在“思维发展”与“文化传承”上也具有素养习得意义。因此，这篇教学材料全面对应了核心素养的培育要求。一 中国古代戏曲的历史源远流长，一般可追溯到先秦的巫觋传统，但完整的戏曲文本却迟至元代才出现。关汉卿是元代杂剧作家中的翘楚，如同时代的熊梦祥即赞其“为一时之冠”[1]，故其作品是元杂剧既有成就的重要组成，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戏曲早期文本形态的凝聚。二十世纪以来，随着“文学进化论”的观点被普遍接受，《窦娥冤》的文学价值得以揭示和认可，如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指出该剧“既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2]，即从“世界”与“悲剧”两个角度加以肯定，经典地位不可撼动。 细究揄扬的原因，《窦娥冤》最为静安先生称道者乃其语言。《宋元戏曲史》曾引第二折【斗虾蟆】曲子，赞其“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3]，即从戏曲口耳相传的传播特点来肯定语言通俗所具备的接受优势。此中还涉及戏曲语言的独特组成：曲词与宾白。元杂剧以唱为主，因此“词主”而“白宾”。曲词以连套的方式组成，一般四折加楔子，每折由同一宫调下的一组曲子构成，每支曲子都是有固定曲牌格律要求、可加衬字的长短句。以《窦娥冤》第三折第二支曲子【滚绣球】为例，曲牌规定全曲十一句的字数为：3,3,7,7。3,3,7,7。7,7,4。因此句读应为：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正字与衬字的区别应为（小字为衬字）：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衬字的加入，无疑使得正字句的内容更加充实与完整。以上仅为曲词格律方面的些微常识，由此可知古代戏曲创作较话剧而言更为不易。事实上遵守格律规范只是基本达标，优秀作家更会在语言表达上投注精力，因为这才是塑造人物、组织故事、表达思想的重点。如这支【滚绣球】的曲子，是窦娥被押上刑场后悲愤情绪的宣泄，作者紧扣人物“被冤死囚”的特定身份来组织文意，分寸恰当、层次井然：前四句揭示封建社会“失序”的事实，天地日月鬼神都不恪尽职守，所以盗跖、颜渊命运颠倒；中间四句先说盗跖、颜渊的命运不公——善得恶报、恶却有善偿，再将不公的原由解释为天地的软弱无能；最后三句，前两句直接对话天地，质疑其失职失误，情绪一路累积，直至悲愤的顶点，如此情势下最后一句该怎么接呢？作者采用了急转直下的方法，用“两泪涟涟”来哀怜自伤，紧扣窦娥弱质女流、被冤已是既成事实的无奈处境。所以，这支曲子确实塑造了女主人公敢于反抗的一面，如对社会不公，尤其是对司法黑白颠倒、善恶舛讹的揭示与批判，但又没有逾越窦娥形象的现实基础，她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一员，她的奇冤昭雪还得依赖封建文化的内在逻辑（此点将详于下文）。所以，窦娥的反抗是有，但并非不顾一切的叫骂，用剧中人物在【端正好】曲词中的台词来说，是“将天地也生埋怨”——既是“埋怨”，更多的应是委屈的诉说、愤懑的申辩，这也为人物后来“三桩誓愿”的抒发留下了余地。 总之，以【滚绣球】为代表的《窦娥冤》曲词，既充分注意人物此时此刻的现实处境，但又不架空人物的历史境遇，抗争逐步饱满，情节逐渐激烈，真正做到了既刻画丰满又表达细腻。元杂剧的语言，无论曲词还是宾白，都与元代北方地区流行的口语有关，且越是本色当行的作品关联口语越紧。这对学习者而言，无疑是了解祖国语言文字历史流变的极好机会。同时，词曲格律的了解掌握也可丰富高中生的书面语言积累，对形成个体语言特色有益。因此，教学中不妨在学生了解曲词的格律规范后，通过命题填词的方式让他们尝试戏曲创作，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古代戏曲的隔阂与陌生感，而且可以唤醒元杂剧的语言运用，使之真正纳入学习者的个人经验之中。二 思维发展与提升是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窦娥冤》课程内容在思维品质提升上具备训练价值。由于传世的元杂剧剧本以晚明臧懋循所编《元曲选》影响最大，故而在文本认定上存在不小分歧。国内文学史研究基本以此书为依据，但海外汉学态度相反，如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认为：“这些作品经过了晚明的大量修订，反映了编者而非原作者的语言特点和思想观念。所以，对于杂剧、散曲，本章只讨论那些可以明确系年于元代的文本”[4]，“元杂剧”在这部文学史中实际是缺席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全球视野是发展趋向，故而以元杂剧的这一纷争作为思维训练的题目、以此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是与时俱进的表现。 首先应该组织学生考察具体的文本状况。关汉卿所作《窦娥冤》，今有两个文献源头：一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赵琦美所辑《古今杂剧》抄本；一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臧懋循所编《元曲选》刊本。两本相较，内容上稍有出入，如“题目正名”上，《古今杂剧》有四句：“后嫁婆婆忒心偏，守志烈女意自坚。荡风冒雪没头鬼，感天动地窦娥冤”，《元曲选》则为两句：“秉鉴持衡廉访法，感天动地窦娥冤”；又如故事情节上，《古今杂剧》本有蔡婆接脚张驴儿之父的情节，故而本文态度乃否定蔡婆、肯定窦娥，但《元曲选》无此，突出肯定窦天章的秉公执法，以及窦娥的不屈不挠。 其次引导学生分析文本特质。从以上考察可知，《窦娥冤》的剧本至明代后期已经出现“歧异”现象，但差异不大。由于赵琦美与臧懋循的曲本都有内府“御戏监”、私人藏书家的来源，故而难以判定谁优谁劣；另外，“抄本”与“刊本”的辑集方式也难以判明后人笔削染指的程度差异，故而从“接近原貌”角度，两种版本的是非也难以辨明。有此认知则可理性看待《窦娥冤》的本文特质：《窦娥冤》剧本的元代样貌在目前的文献留存中是难以知晓的；不同源头的剧本差异不大，趋同的部分正可视作是关汉卿思想的忠实反映，这个部分就是对窦娥命运抗争的突出描绘。即使是礼教约束甚为严苛的明代，窦娥也是“怒者”而非“顺民”，这不是更说明戏曲在民意表达上有独特意义吗？经过历史沉淀仍然大放异彩的部分，理应成为学习分析的重点。 最后帮助学生形成判断。通过《窦娥冤》文本的文献追踪，不难看出海内外研究者目前在元杂剧文本认定上的偏颇之处。更为可取的态度，除《元刊杂剧三十种》之外的杂剧文本，既不能因噎废食地一概否定，也不能不加辨析地拿来就用，谨慎对待，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掘这一文化遗产的价值。 学生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批判性等品质，不可能凭空获得，教师必须首先在思想上予以重视，然后通过教学实践的强化，才有可能将之内化为学生的素质，锻塑成一种自觉践行的能力。《窦娥冤》文本特殊的传播情态，恰好是思维训练的契机，教学中应该予以充分利用。三 教材在单元导语中指出，《窦娥冤》的教学目标之一是要让学生“领略到古代戏曲迷人的艺术魅力”，点明了审美鉴赏、尤其是中国古代戏曲审美在课程教学中的重要地位。而这首先涉及对元杂剧独特审美价值的认知。本文以为，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走进历史深处，通过对元人戏剧审美标准的追寻来实现《窦娥冤》价值的认知。不妨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观察对象。通过文献查阅，学生不难发现这一现象：这部元代的坊刻剧本惯常在扉页上突出“关目”二字，全书三十种剧本中有十八种标示了“新刊关目”“新编关目”字样，为绝对多数。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目”是当时戏曲审美的重点。作为戏曲术语的“关目”，一般指戏曲情节的安排和结构处理。此书所收关汉卿杂剧四种，《新刊关目闺怨佳人拜月亭》《新刊关目诈妮子调风月》亦以“关目”入题，足见情节新奇独到、故事曲折动人是关汉卿剧作的特点，也是社会定评。 《窦娥冤》关目上的可圈点处甚多，最可称道者，剧作以矛盾流转来推动剧情、塑造人物。对此，可以安排学生细读文本（当以全本为考察对象），从中剖析作家的关目安排技巧。开场楔子，穷书生窦天章与高利贷者蔡婆的矛盾，导致窦娥被卖为童养媳，开始了一生的悲苦际遇；第一折，赛卢医与蔡婆的金钱纠葛，引发杀人未遂、趁虚而入等后续情节，戏剧冲突转为张驴儿与窦娥的婚配矛盾，此为窦娥悲剧的深化；第二折，张驴儿误毒亲爹、逼婚不遂，矛盾转至官民之间，窦娥为救婆婆而应承罪名，主人公命运的悲惨加剧；第三折，法场监斩，戏剧冲突转至窦娥内心，她既有保护蔡婆的牺牲精神，但又不甘冤屈、死得无声无息，因而有了对封建秩序的质疑，以及用三桩誓愿呼唤伦理正义的举动，窦娥的悲剧形象是凄惨中更有刚强；第四折，死后的窦娥仍要为自己伸张正义，首先是官民矛盾，即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的窦天章与罪犯窦娥之间的矛盾，与第二折不同的是，此处是人鬼冲突，颇有新意；至赛卢医被捕，窦娥与张驴儿的敌我矛盾再次凸显；当庭对质后冤情得雪，戏剧矛盾化解，窦娥复仇成功，人物形象塑造最终完成。 还可引导学生思考的是，为什么《窦娥冤》剧本中有不少看似重复的内容？如第一折窦娥自述身世“我三岁上亡了母亲”一段，第二折赛卢医回顾谋害蔡婆未遂的过程，第三折窦娥向蔡婆讲述自己被冤经过等等。这其实涉及《窦娥冤》作为戏曲文本的特质，即为舞台表演服务。稍加留意即能发现，这些重复的内容都是剧情跨度大、案情关键的地方，故而必须在结构上前后照拂，才能体现串联紧密。这一设计的出发，是充分考虑到元代剧场表演的特殊：观众可以随时入场，迟到者有全面了解剧情的需要。满足受众的观赏需求，是激发他们参与戏剧、调动生活经验来联想、共鸣的前提，无此贴心考虑戏剧的审美张力就无从谈起。中国古代戏曲作家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创作实践中给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这是教学中必须引导学生予以重视的部分。四《窦娥冤》教学还有一个难点：窦娥负屈被杀明明是刑事案件的审理不公，可为什么通过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等气候异常的方式来昭现？并且，这种昭现方式也确能助其沉冤得雪？实际上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感应”观念的一种反映。这个解释非常重要，因为不能解释好这一点，就无法让学生理解关汉卿在剧本创作上的文化逻辑，也就无法让学习者体会作为中国人了解自身文化基因的当代意义。 所谓“天人感应”是指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这一神秘主义哲学观的提出者虽是西汉初年的董仲舒，但渊源久长，战国初期的子思、战国后期的邹衍都是这一思想的信奉者，在自然现象之变与人世活动之理的求索上，先哲的思考有趋同与接续的痕迹。“天人感应”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为“天人感应”观的进一步发挥；后来又落实为世俗生活的基本信仰，因此对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思维规范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一文化背景，窦娥在临死之前选择用“发愿”的方式来昭显冤屈：“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这里的“天”是人格化的自然，投射于人世就是“天子”——秉承天意治理天下的帝王。第三折“法场问斩”是《窦娥冤》全剧的重头戏，从作者的笔墨分配上可见端倪：关汉卿用两折多的篇幅描写窦娥十三年的命运变迁，刑场上半天的事件却用了整整一折，足见其命意是彰显主人公的反抗精神，以及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的神奇能量。“三桩誓愿”中，血溅白练是当场立显的灵异，刽子手“委实奇怪”的反应说明，它引起了普通人的关注；六月飞雪是稍后应验的灵异，三伏天里飞白雪，面对这样的气候异常，监斩官的直觉是“这死罪必有冤枉”，代表了办案官员的反思；亢旱三年是持续发生的灵异，惊动天子后有了窦天章的被委过问，而解决楚州三年不雨问题的思路却是“审囚刷卷”，即去查勘冤假错案[5]。这一切都表明“天人感应”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文化逻辑：只要感动了上天，有灾殃异相出现，窦娥被冤的事实就会得到关注、就会得以昭雪。传统文化自具救弊与惩恶的力量，是今人在理解《窦娥冤》时必须首先了解的文化基因内涵。当然，关汉卿是将“反抗”视为第一要素的。没有窦娥对正义的强烈呼唤，没有窦娥对丑恶的誓不低头，这位弱女子的奇冤怎会有“感天动地”的效果？ “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在今天的认可度很低。深受唯物思想影响的当代人，往往将之斥为迷信、视为荒唐。这种单一判断的思维方式其实并不可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自有闪光之处，认知价值不可全盘否定。有关这部分内容，教学中可以布置学生阅读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以及季羡林先生的《“天人合一”新解》两篇文章，两位先生在对比中西文化对“自然”与“人类”关系态度之后，都提出这样的看法：“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的贡献”[6]，只有继承中国古人尊重自然的传统，人类的未来才有希望，西方人征服自然、暴力索取的态度已经落伍，必须反思。 这些知识拓展有助于高中生思考“文化自信”的内涵。文化传承与理解是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较为高级的任务指向，传承不能靠权威，必须是学习者发自肺腑的认同与心甘情愿的践行，而前提应该是传统文化自具魅力，其价值得到真正发掘与揭示。《窦娥冤》剧作所蕴含的“天人感应”思想，虽不免神秘色彩，但其“以物类推”的逻辑思维方式，以及从物我关系中克制人类欲望的自省态度，却鲜明带有中华文化智慧的烙印，完全符合语文核心素养“防止文化上民族虚无主义”的教学要求。 好的语文教学素材往往是全息性的，不仅折射时代的文化特质，而且蕴含丰富的育人价值，是教师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是核心素养培育的丰美园地。关汉卿所作《窦娥冤》正是这样的好素材。王国维先生曾言：“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7]，这就为核心素养中语言建构与运用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剧作特殊的文本样貌、上佳的关目设计、深厚的文化意味，都是教学活动中的无尽宝藏，发掘不尽、取用不竭，有助于真正将思维提升、审美鉴赏与文化传承等培养目标落到实处。注释：[1]王钢.关汉卿研究资料汇考[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8[2][3][7]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02，103，108.[4]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M].北京：三联书店，2013：607.[5]《窦娥冤》第四折内容，参见王学奇.元曲选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6]季羡林.阅世心语[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