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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历史学中的史言和人说
沈小平
自汉代司马迁《史记》出，关于如何“说”历史，各家一直众说纷纭，始终是史学界和文化界关注的话题。《史记》作为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
这部不朽著作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刘向也在《汉书》中说：“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可见《史记》的史学和文学价值是相当突出的，这也是形成“文史一家”的重要因素。
后现代历史学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就是“把历史看成语言的虚构、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葛兆光：历史是虚构作品吗？），认为叙事的情节化模式和戏剧性冲突是由历史学家施驾于历史材料之上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工作本质上并无不同，是“史皆文也”，毋须在回到实证主义的立场了。且不说这种观点是否值得商榷，起码道出了一个现象：历史除了被考古学不断改写外，还被创作者用小说、戏剧、电影等各种艺术方式“改写”着，这实际关乎到历史和文化如何被瓦解与传承、如何被构建与发扬的原则性问题了，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体裁的“人说”、怎么“说”、“说”什么、由谁“说”，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在笑李飞叨创作的系列作品《戏说上下五千年》中，我就看到了与《史记》同样既重史、又重文的特质。
文与史孰轻孰重，得以不同的写作目标和使用要求来定夺。如以研究为主，则史料必实；如以创作为主，则文趣可浓，但不管那种，都应该尊重年代、人名、性别、官制、风物、事件等基本的事实。
基本史料真实可靠，在符合生活规律的范围内，用小说的手法或讲故事的方式，对场景、过程、情节、对话、心理等进行合理构建和再现，是《戏说上下五千年》的一大特色。作者崔晓飞为了能写好原汁原味的《戏说上下五千年》，专门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整理了《古风写作必备词汇》，还邀请专家对文稿进行审阅和把关。这样的严谨和谦虚，是一个知识积累还不足以成为史学专家、但堪当先锋又负责任的作家，值得称道的治学态度。这样的态度，决定了这部系列作品能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一款在中小学生中十分流行、名为《王者荣耀》的手机游戏中，设计者把荆轲说成是女的，华陀说成了下毒的坏人，李白变成了刺客，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许多学生，把这样的“知识”带到日常生活中，弄出啼笑皆非的答案来，这就是设计者的悲哀了。把这样歪曲了的历史“知识”教给孩子们，要不得，根本不是一句“历史归历史，游戏归游戏”所能开脱得了的。学者葛剑雄在《谁会傻到通过王者荣耀来学历史？》一文中说：要了解历史的人不会只看历史小说、戏剧、民间故事，更不会拿其中的情节来证实历史。此言差矣，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的功能之一就是传播，这就必须会产生“教育”的影响力，如果这种影响力是一种误导，那就会扭曲涉世不深的孩子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久而久之，孩子们看到的还是“中国历史”吗？
不是说此三人不可能是“那样”的人，而是他们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人说”为另外一种根深蒂固于人们脑海的形象了。随意改写，会造成孩子们认知上的混乱，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不同于《戏说上下五千年》第二十七集《新孔子周游列国：子困陈蔡》中，作者李永斌描写孔子饥饿时的样子。前者是角色内在人格和人性的偷换，而后者却只是主人翁外在性格和神态的描写，两者的出发点显然不一样，影响也就不一样。民以食为天，孔子当然也会饿，饿了就会“状态百出”，这是每个人的自然反应，合理合情。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顺治皇帝生母这个人物在剧中自称为“孝庄”，但是，“孝庄”是其死后追封的谥号，不可能在生前就有的，更不可能活着时自称“孝庄”。那么，编剧这样的纰漏是不是就不能接受呢？我认为可以，因为它不会让人对“孝庄”这个人物的基本属性产生误解，与《王者荣耀》把历史人物改头换面、移花接木截然不同。
那些所谓的“公知”们，把历史上本来是实的事件说成是虚的、黑的人物说成是白的等等，就更不属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范畴了，绝对要杜绝这种对历史的“改写”。
虽然想象、虚构、变形、拟人、描写、衬托、夸张等这些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手段和元素，在《戏说上下五千年》中都一应俱全，但在追求史实的基础上，笑李飞叨能把历史写“真”，把人物写“活”，把事件写“动”，忠于历史、又高于历史，无不显示出两位作家非同凡响的创作功底和思想境界，深得读者们的赞许和喜爱，是文史的无缝融合。
《史记》中的张仪、苏秦列传，根据现在考古发现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记载来考证，张仪与苏秦活动年代之间相差数十年，两人之间不可能发生“既生瑜、何生亮”似的智斗，但是《史记》把两人的时代放在一起，有了六国和秦之间关于连横合纵的精彩故事，这种后有的实证并不破坏已有的文本。《戏说上下五千年》第二十九集《新商鞅变法：二傻娶亲记》一章中，作者崔晓飞通过二傻和如花这样虚拟又现实的人物，把商鞅变法的过程、意义、内容、结果等说得通通透透，精彩之极。正如读者何争鸣说的那样：通过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反映了社会大变迁，巧妙地展示了商鞅变法的内容精髓，以及它给大众生活带来的变化和基层百姓的所思所想。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就算不是真的有“二傻和如花”的故事，也应该有“三傻和娇花”的故事，崔晓飞的人物设计不仅不违背历史，反而是“见微知著”“一叶知秋”似的高明。
再比如说炎帝和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能被我们后人隆重地崇奉，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对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后人们“提炼”的结果。司马迁当然也知道这些，可是，炎帝、黄帝作为华夏文明两大发源地长江和黄河流域的代表性人物，被浓墨重彩地推出，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是为了国民、族群和国家更好更深的认同、融合，这是我们的根，我们从血脉中愿意接受和认同这种“言说”出来的历史，并为拥有这样的血脉而骄傲和自豪。自有了炎帝和黄帝的形象，就有了几千年炎黄子孙挥不去的乡愁和越来越兴旺的香火。
这些历史，因为掺进了价值、文化和感情，虽有文学性叙述在里面，是一种“文本”，但这与后现代历史学关于历史可无边界、无底线的“任意我说”的观点，大相径庭。试想，对历史的“人说”，如果不对民族、文化、国家负责，让自由思潮泛滥成灾，会不会造成历史的割裂或乱码？所以，作家们更应该注重对价值取向的“辨伪”。
笑李飞叨的《戏说上下五千年》若干年后，也会变成“文本”。
但此部作品较好地做到了情景再现而不是任意篡改、生动描写而不是颠倒是非，他们以史料为依据、以生活为原型、以取向为主旨，深情地歌颂了道义之美、深刻地鞭挞了人性之丑、深入的揭露了权谋之恶，让《戏说上下五千年》系列作品具有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和积极的现实意义，盈满了正能量，散发出独特的魅力，达到了学史、育人的效果，难得！唯愿《戏说上下五千年》系列作品能更加注重审美功能的提升，以使该系列作品更具有宏阔的视野与高远的品格。
我们只有把“说”中国历史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用优秀的历史“文本”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
刊发于2021.2.25《劳动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