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创伤是十二岁那年形成的。
但是，当我说出十二岁时，我却无法确定是虚岁还是周岁。我曾经问过父母，他们已记不清晰了。我也问过邻居改翠，我说：“你还记得你是哪年结的婚吗？1974年还是1975年？”她想了想，茫然地摇摇头：“谁还记得那个。”于是，我也与她一起茫然起来了。
我在那座庙里上学时，一年是要放三次假的：寒假、麦假和秋假。后两个假说是放假，其实是农忙季节让小孩帮着生产队里的大人干活儿。这样，也就只有寒假可以算作真正的假期了。我十二岁的那个正月天，当走亲戚的活动告一段落后，有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便与同学小虎约好，准备进城看看。县城离我们村二十多里，我们决定步行进城。父母同意了。
吃过早饭，我们就踏上了进城的公路。出村不久，有辆马拉的大车赶上了我们，车把式坐在前面，车上装着堆起来的石子，车尾巴上露着一尺见宽的平面。我与小虎跟着那辆车，两个人轮换着爬到车尾巴上，潜伏在石子堆后面。还没得意多久，我们的把戏就被车把式发现了。他倒是没吆喝我们，而是用鞭子往后一甩，鞭梢就扫到我们身上脸上，那是轰我们下车的信号。
免费的大车坐不成了，两个人只好徒步往城里溜达。
在我少年时代的想象中，城里就是另一个世界。虽然它实际上并不比清贫的农村富裕多少，但我总觉得那里要甚有甚，哪怕是做梦，都比在乡下放心胆大。后来我读路遥的《人生》，忽然就觉得我比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读者多了一种体验。我从十二岁那年徒步进城开始，仿佛就开始了“进城”的漫漫长旅，我太知道“进城”对于农家子弟意味着什么了，但城里的市民子弟知道吗？他们有过把“进城”当作过年般快乐的感受吗？
进城之后，我与小虎在城里逛了半天。我们或许在街边花一毛钱吃了碗肉丸，或许什么也没吃。吃不吃东西可能是次要的，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饱一饱眼福。除此之外，我还拽着他找到了县城的新华书店，在里面挑拣一番，用压岁钱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雷锋的故事》，另一本是《夜渡：工程兵短篇小说集》。
过了晌午，我们开始返程了。下了大岭头坡就是司徒。如今，司徒小镇远近闻名，已是集吃喝、游玩、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消费场所，每当逢年过节，那里便人山人海。然而那个时候，司徒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普通村庄。我对它熟悉甚至感到亲切，是因为我的姨姨住在那里。
我现在已无法想起我是临时起意还是规定动作，反正是下了坡之后，小虎矗直往回走了，我却拐弯去了司徒，寻到我姨姨家里。不巧的是，姨姨不在家，她去外村看闺女了，而且晚上不一定回来。又恰逢生产队里开大会，表哥表嫂晚上要去参加。晚饭后，我围着炉火囫囵躺在炕上，疲乏一阵阵袭来，不久就睡熟了。不知过了多久，我从灼热的刺痛中醒来，一股焦糊味直冲鼻孔。昏黄的灯光下，只见自己的腿部冒烟，才迷迷糊糊意识到，肯定是我睡着后滚到炉火上了。记得水缸就在屋子的另一端，我在慌乱中跳下土炕，准备走向那边，浇水灭火。但我只是走到屋子中央，腿上的暗火就窜了上来。我走不过去了，而是被烧得吱哇乱叫，又蹦又跳。那时候我已经吓傻了，根本没想到越跳火苗窜得越快。
院子的东屋住着另一户人家，他们听见有人哭叫，凄厉之声不绝于耳，便赶快过来看个究竟。进了屋门，见我在脚地上蹦高，便立刻把我摁倒，脱下了我穿着的那条棉裤。
我的两条小腿被烧伤了，右腿尤其严重。司徒治疗烧伤的土办法是用醋反复涂抹伤口，于是那天晚上，我的两条小腿开始大量“吃醋”。
第二天，姨姨回来了，她觉得她的偶然离家已铸成大错，便在赶来的父亲面前小心赔着不是，但丝毫也没有堵住父亲的火爆脾气。父亲咆哮着，抱怨着，表哥则赶快去借了一辆架子车，与父亲一道把我拉到水东公社卫生站。我的小腿黑乎乎一片，又是光着屁股让医生检查，忽然就觉得很是害臊。
许多年之后我才忽然想到，为什么父亲没有直接拉上我进城治疗呢？这个问题一出现，我这里也就马上有了答案：因为没钱。或者是，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进城住医院的概念。他能想到的去处大概就是公社那个简陋的卫生站了。但那里的赤脚医生并无治疗的办法，他们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开了点止疼片，表达了一番同情，便让我坐上了回家的架子车。我先是被父亲抱到小屋，在那里呆了十天半月，后来因为伤口化脓，怀疑是捅火的煤灰感染了伤口，父亲才又把我抱到了堂屋。小屋有山窗，就是那一阵子，我听到外面敲锣打鼓放鞭炮。奶奶说，是改翠结婚办喜事了。而改翠的叔叔后来则对我说：“那时你烧了腿，天天疼得叫唤，我们在圪洞里听得清清楚楚。”
我无法上学了，只好休学在家，达三个月之久。就是在养伤期间，我生出了读书的强烈渴望。不用说，买回来的《夜渡》《雷锋的故事》根本不经读，于是我央求父亲去给我找书。他在村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收获却很是惨淡：或者是《金光大道》《艳阳天》，或者是《虹南作战史》之类的读物，稍微有点样子的大概就是那本《战斗的青春》了。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本书成了我的止疼药，“每当伤口痛得肝儿都发颤时，我就去回忆那里面的英雄人物如何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这样我仿佛也有了浩然之气。但英雄人物也常常不顶用，所以经常是父亲用双手死死掐紧我的大腿，以免换药时我疼得乱动。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打一支杜冷丁，我便开始腾云驾雾，英雄人物也与我一起步入幻境。”
因为腿总是半蜷着，忽然有一天发现它伸不直了。父亲大惊失色，说：“你这条腿要是残毁了可怎么办？不行，你得动弹起来！”我立刻满脸羞愧，于是每天在炕上做起了腿部伸展运动。
烧伤之后，我开始享受被人看望的待遇。亲戚、老师和同学，他们川流不息来到我家的小屋堂屋，安慰着父母，奶奶或母亲则一遍遍在无奈中回应：“唉，他今年就是有这个疼痛灾吧。”伤快好起来时，甲班一位同学也来看我了。他说：“你烧得这么厉害，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我立刻认为他是装的，便用上了一个新学的成语：“你是明故知问吧。”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我把这个成语的词序记颠倒了，但那位同学却浑然不觉。
麦子差不多熟透时，烧伤才算完全愈合，我也重新走进了课堂。但还没上几天课，就放麦假了。
麦假里的主要任务是拾麦，也就是当麦子收割之后，捡拾遗留在地里的麦穗。麦穗要上交，不是交给队里，就是交给学校，而且规定了每人必须完成拾多少斤的数量。但麦地里留下的麦穗并不多，拾麦的难度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有一天，我随几位同学从水北大队的麦地游荡到西刘庄的地界，发现有块地里的小麦因成熟得晚，麦子刚刚放到，铺在地上。那时天已晌午，地里一个人也没有。有同学就说，拾得太费劲了，咱们去抱它一捆吧。我明知道这就是偷，但在同学的鼓动下，便也跃跃欲试了。我们走到那块地里，四下瞅瞅，每人搂起一捆麦子。这时，忽然从塄下钻出一个人来，大喊一声。我们被吓了一跳，便顾不上麦子，转身就跑，那人撵着我们追了起来。几位同学跑得飞快，像是地里的野兔，唯独我腿伤刚好，跑不起来，刚跳下一个塄沿，就被他捉住了。
那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壮年人。
他开始教训我了，我的小心脏则狂跳不已，不知他要如何收拾我。
“说，你爸爸是谁？”
报出父亲的名字显然是件丢丑的事情，我想赖着不说，但架不住他不停逼问，只好老实招供。但话一出口，我就有了“王连举叛变”的感觉。
“你家是不是住在赵家圪洞？”他想了想，先说出了这句话，似乎已不像原来那样凶眉暴眼了。待我回答后他又补一句：“拾麦就好好拾，以后可不敢偷了。走吧。”
我拎起篮子，向家的方向走去，一路是后悔、委屈甚至小小的庆幸，像是打翻了五味瓶。母亲见我没精打采，灰头土脸的，便问：“要吃晌午饭了，怎么也等不回你。你去哪儿拾麦了？”我说：“八十亩地。”她没再往下问，我也没敢往下说。
许多年之后我读《“锻炼锻炼”》，刚读了个开头，就看到赵树理让人物说出个句子：“拾东西全凭偷，光凭拾能有多大出息。”而说这话的正是落后妇女“小腿疼”。读到这里时，我噗哧一笑，十二岁那年的记忆便迅速接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