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亡”并非悼妻的专称
——读明代六位女诗人的《悼亡》诗
周明初
作者授权默存独家刊载
晋代潘岳的妻子死后，潘岳作了《悼亡诗》三首悼念她，后世遂以“悼亡”一词作为丧妻的代称。凡丈夫悼念妻子之诗（词），不管是否以“悼亡”为题，都称为“悼亡诗（词）”。“悼亡”为悼妻的专称，这可说是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常识。谁要是不懂这一点，乱用“悼亡”一词，就有可能会被饱学之士讥笑为“不学”。马斗全先生的《古人书与古人风》中说：诗词界流行的《当代诗词点评》一书，有何香凝女士的《悼亡》诗，点评者为古典文学名家霍松林教授。古来所谓“悼亡”，并非悼念亡故者，而有其特定含义，即丈夫悼念妻子。具有较深传统文化修养的人，都清楚这一点。可惜后世许多人已不解其义而往往用错。何香凝女士悼念丈夫之诗，便题为《悼亡》，霍先生自然认为不妥，况他写点评时，适又看到臧克家先生谈***诗，也错将***悼念战友的诗称作“悼亡”，于是觉得有必要顺便讲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何香凝是位受人们尊敬的伟人，霍先生“不好说她错”，便以“别开生面”称之，所写评语为：“潘岳妻死，作悼亡诗三首，极深挚动人；此后因称丧妻曰悼亡，以‘悼亡’为题者皆夫悼其妻之诗。此则一反旧例，妻悼其夫，其别开生面……”其忠厚之心，令人可感。其实，何香凝女士悼夫之作题名《悼亡》，也并非一反旧例。因为前人早已这样用了，只是我们很少注意到而已。本人因辑补《全明词》，检阅了不少明人别集及总集，在明代六位女诗人的诗作中读到了以《悼亡》为题的悼夫诗。现将这六位女诗人的《悼亡》诗公布出来，并对这六位女诗人的相关情况略加说明。何香凝（1878-1972）女权运动先驱，廖仲恺之妻一、孟淑卿的《悼亡》诗《列朝诗集》闰集卷四《香奁中》收有孟淑卿诗九首，第一首即为《悼亡》：“斑斑罗袖湿啼痕，深恨无香使返魂。荳蒄花存人不见，一帘明月伴黄昏。”该书小传云：“淑卿，苏州人。训导孟澄之女。有才辩，工诗词。自以配不得志，号曰荆山居士。”尝论宋朱淑真诗曰：‘作诗贵脱胎化质。僧诗贵无香火气，铅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与语耳。’为士林所赏。然性疏朗不忌客，世以此病之。徐昌谷云：‘淑卿诗零落已多，其佳句传者，真欲与文姬、羽仙辈争长。’”按：孟淑卿有《荆山居士诗》一卷，未见。其生平、家世、婚姻状况已不能详考。徐昌谷即徐祯卿，他所处的成化、弘治之世，孟淑卿诗“零落已多”，可见孟淑卿至迟也当是明代弘治以前的人物。二、薄少君的《悼亡诗》沈承《即山集》六卷附刻有薄少君《悼亡诗》一卷，共八十一首，现录首尾两首如下： 其一：海内风流一瞬倾，彼苍难问古今争。哭君莫作秋闺怨，薤露须歌铁板声。其八十一：君听哀词意忽悲，伤蝣吊槿亦何为。仙人一局沧桑变，百岁原同几着棋。薄少君，生年不详，卒于天启五年（1625）。南直隶太仓州（今江苏太仓市）人。太仓诸生沈承（约1685—1624）妻。沈承，字君烈，号即山。太仓人。少负隽才，工诗赋，古文奇奥峭拔。天启五年秋试下第后，一病不起，数月而卒。薄少君与沈承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成婚，至沈承不幸病故时才十二年。薄少君作了《悼亡诗》八十一首悼念他。至第二年沈承周年忌辰时，少君因哭夫哀伤过度，气绝身亡。薄少君《悼亡诗》三、顾若璞的《悼亡》诗顾若璞《卧月轩稿》卷三有《悼亡诗》组诗七首如下：桐影依稀月未央，谁家玉笛弄新凉。玄亭卧起琴书冷，吹断秋霜子夜长。日日山头望眼穿，凌霄何处觅神仙。不知郎在仙源里，忘却来时一叶船。廿年书剑网蛛尘，种得庭前玉树新。写出仪容浑似旧，低低说向卷中人。兰膏华烛待修文，桂蕊新秋尽郁纷。剩有琴书三径在，不须水上觅红云。积雪层冰不可披，归来湖水正涟漪。碧弦清韵还依旧，不减风光待故知。忆君手泽种芭蕉（自注：西园芭蕉，夫子手植），赋得新诗愧楚招。吟到月斜更漏尽，泪和清露湿轻绡。袅袅秋风翠入帘，少年曾退笔头尖。于今文字成何用，却把闲心泥絮黏。顾若璞，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卒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字和知，浙江钱塘县（今杭州市）人。明上林署丞顾友白女，万历三十五年（1607）十六岁时嫁与仁和县（今杭州市）诸生黄茂梧（字东生）为妻。丈夫体弱多病，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亡故。当时顾若璞二十八岁，结婚才十三年。 她抚育几个遗孤成人，子黄灿（字维含）、黄炜（字维韫）皆能诗。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若璞八十九岁时，还能为孙媳钱凤纶的《古香楼集》作序。九十岁时无疾而终。顾若璞为明末清初杭州闺秀诗人之冠，不仅工诗，经史、诸子、小学也颇精通。有《卧月轩稿》。《卧云轩稿》卷三顾、黄两家都是书香之家。顾若璞同母弟若群在《卧月轩稿题词》中说：“自余高、曾以来，言诗者数世矣。”父亲友白是上林署丞，这是掌管皇家苑囿、园池、牧畜、树种之事的上林苑监属官，正八品，一般由监生援例选授。弟弟若群，明末诸生，入清后落发为僧，能诗文，有《石公稿》。《全明词》、《全清词》（顺康卷）皆收有其词。不幸早卒的丈夫黄茂梧是诸生，工古文词。丈夫的父亲是晚明著名小品文作家黄汝亨（1558—1626），字贞父，号寓庸，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历官江西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政，转江西布政司右参议、备兵湖西。四、商景兰的《悼亡》诗商景兰《锦囊集》收有《悼亡》二首：其一：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其二：凤凰何处散，琴断楚江声。自古悲荀息，于今吊屈平。皂囊百岁恨，青简一朝名。碧血终难化，长号拟堕城。商景兰，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字媚生，浙江会稽县（今绍兴市）人。商周祚女。景兰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二月十七岁时嫁与山阴县（今绍兴市）祁彪佳（1602—1645）为妻。彪佳，字幼文，天启二年（1622）进士；崇祯年间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巡按苏松诸府；南明福王立，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等处；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陷落，不久，苏、杭也为清军所破，该年闰六月，祁彪佳绝食并赴水自尽。祁彪佳殉国时，商景兰才四十二岁。商景兰与其妹景徽时称“伯仲商夫人”，为越中闺秀诗人之冠。商景兰著有《锦囊集》、《锦囊诗馀》等。商景兰画像（清）商家和祁家均为绍兴望族：景兰高祖廷试，字汝明，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官至陕西行太仆寺卿；曾祖为正，字尚德，隆庆五年（1571）进士，官至大理寺左少卿；祖父维濬，字阳初，是明代著名刻书家；父亲周祚，字明兼，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崇祯年间官至吏部尚书。彪佳曾祖祁清，字子扬，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陕西右布政使；父亲承?，字尔光，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右参政，以藏书家著称于世。景兰子理孙、班孙，女德琼、德渊、德茝，儿媳张德蕙、朱德蓉，俱以诗名。五、倪仁吉的《悼亡》诗倪仁吉的《凝香阁诗稿》收有《悼亡》诗一首：晓悲鸡咽暮悲钟，虚却深情我辈钟。孤馆无声犹似梦，空帷有案为谁供？残编点点皆馀血，弃履尘尘尚剩踪。君自仙才宜应召，遥天何处更相从。倪仁吉，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卒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字心惠（一作心蕙），号凝香子，浙江浦江县龙池倪大村（今属兰溪市）人。倪尚忠女。仁吉在天启三年（1623）十七岁时嫁与义乌县生员吴之艺为妻。天启六年（1626）之艺病故，倪仁吉二十岁。倪仁吉除擅长诗歌外，工书画，精刺绣。著有《凝香阁诗稿》。倪吉仁（1607-1685）博通经史古文，兼工书画刺绣倪家为浦江的书香门第：仁吉父亲尚忠，字世卿，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广东顺德知县，迁江西吉安府同知。倪仁吉即生于父亲吉安任上。尚忠第三子即仁吉三兄仁祯，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礼科给事中。父子俱能诗，工于书法。夫家则为义乌的名门望族：之艺曾祖父百朋（1519—1578），字维锡，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祖父大缵，万历十三年（1585）顺天乡试举人；之艺伯兄之器，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六、神一的《悼亡》诗《明诗综》卷九十三收有神一的诗一首，题名《悼亡》：萧萧鉴玄夜，幽室生微凉。眷言念君子，沉痛迫中肠。音徽日以杳，翰墨犹芬芳。灵帷空萧条，斋奠真荒唐。举声百忧集，泣涕不成章。该书作者小传云：“神一，初名淑吉，字美南，姓夏氏，考功允彝女也。归侯洵，二十而寡。遂削发为尼，更今名，改字荆隐。有《龙隐遗稿》。”据小传，神一即夏淑吉。淑吉，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卒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崇祯九年（1363）十九岁时嫁与侯玄洵为妻。玄洵，字文中，号确斋，嘉定人，崇祯十一年（1638）病卒，时年淑吉二十一岁（《明诗综》谓淑吉“二十而寡”，盖取其成数）。夏、侯两家俱为书香之家，且多忠烈之士。淑吉祖父时正（1560—1627），字行之，善古文诗歌，有《回春斋诗稿》。父亲允彝（1596—1645），字彝仲，崇祯十年（1637）进士，授长乐知县。允彝是明末著名文人，崇祯初与同乡陈子龙等结成文社几社，与张采、张溥领导的复社相呼应。清兵下江南，允彝与陈子龙等组织义兵抗清，失败后投水自杀。淑吉弟完淳（1631—1647），字存古，师事张溥、陈子龙，五岁通经，九岁善诗文，被当时人视为神童。随父允彝、师陈子龙抗清，失败后为清军所获，不屈死，时年十七岁，是明末著名的少年英雄。完淳妹惠吉，字昭南，与姐淑吉并以诗名。淑吉与侯玄洵之子侯檠（1637—1653），字武功，自小颖悟，有神童之目，工诗、古文及时艺诸作。玄洵祖父震旸，字起东，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天启年间累官吏科给事中，因上疏弹劾魏忠贤而落职。伯父峒曾（1591—1645），字豫瞻，天启五年（1625）进士，授南京吏部武选司主事。南明福王朝，官通政司左通政。清兵下江南，与黄淳耀率众守嘉定城。城破后，与二子玄演、玄洁一起投水自尽。父亲岐曾（1595—1647），字雍瞻，明国子监生。清顺冶四年（1647），因庇护遭清当局通缉的陈子龙而殉难。从上面六位女诗人的生平、家世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这六位女诗人除孟淑卿和薄少君的生平或家世不详外，大多出身于官宦之家同时也是书香之家，而她们的夫家也是如此。她们自小接受有良好的文化知识教育，本人的文学修养均很高，而且置身于具有浓郁书香的家庭环境中，父祖、兄弟姐妹、夫妻以至子女也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如此看来，对晋代潘岳曾作《悼亡诗》三首悼妻的故实，这六位女诗人不知道的可能性极小。即使她们本人不知道，她们的父兄及夫家的长辈中也一定会有人知道。如果“悼亡”仅仅是夫悼妻时可用，妻悼夫时不可用，当她们用《悼亡》为题写了悼夫的诗后，她们周围的人也一定会向她们指出用法上的不当来，也就不会有这种以《悼亡》为题的诗收入集子中。像顾若璞的《卧月轩稿》，卷首有吴本泰、马元调、顾若群等人的序，据序中所言，他们都是在此集刊刻前读过收入这一集子中的诗的。又据顾若璞的自序：“春鸟秋虫，感时流响。率尔操觚，藏诸笥箧……年来君舅归老寓林，时令孙辈呈览，蒙赐郢削。余即不慧，异日者其有一言之几于道乎？题曰‘卧月轩稿’。”可见她的公公黄汝亨不仅读过媳妇的诗作，还亲自作过修改，但他也不觉得以《悼亡》为题悼夫有什么不妥。这说明当时还没有“悼亡”专用于悼妻这样的说法。《卧云轩稿》序如果只是其中的一、二个人将“悼亡”用于悼夫，我们还可以说她不懂“悼亡”有特定的含义而误用；但有多个人这样用，我们就不能说她们误用，况且她们大多出身于书香之家，家人、亲属中具有较高知识素养的人不少。而且，古代的女子死了丈夫，往往自称为“未亡人”，以未亡人的身份称悼夫为“悼亡”，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由以上六例《悼亡》为题的悼夫诗足以说明：“悼亡”并非悼妻的专称，它既可用于悼妻，也可用于悼夫。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无限扩大，把悼念死者都称为“悼亡”。“悼亡”还是应当有特定的含义的，指夫妻之间的互悼。因此，也只有夫悼妻或妻悼夫的诗（词），我们才能称为“悼亡诗（词）”。那么将“悼亡”视作悼妻的专称，起于何时呢？这很难稽考。从上述所举明代六位女诗人有以《悼亡》为题的悼夫之诗作来看，至少在明清之际人们还没有将“悼亡”视作悼妻的专称。又清康熙年间朱彝尊所编《明诗综》不仅在卷九十三收有神一的《悼亡》一首，而且在卷八十六所收商景兰诗三首中第三首即是《悼亡》（公自垂千古），乾隆年间沈德潜、周准所编《明诗别裁集》卷十二所收商景兰诗一首，也是《悼亡》（公自垂千古）。朱彝尊、沈德潜分别是康熙、乾隆年间主持诗坛的大文人，他们将商景兰等人题作《悼亡》的诗收入所编诗歌总集中，而不加任何疑议，可见直至清代康熙、乾隆年间，还没有将“悼亡”视作“悼妻”专称的观念。将“悼亡”视作悼妻的专称，很可能是近现代以来才形成的观念。方毅等编的《辞源》于“悼”字下立有“悼亡”词条：“晋潘岳妻死，有悼亡诗三首，为世所传诵，故称丧妻曰悼亡。”舒新城等编的《辞海》于“悼”字下也立有“悼亡”词条：“晋潘岳妻死，有悼亡诗三首，后人因称丧妻曰悼亡。孙逖《挽樊氏夫人歌》：‘白日期偕老，幽泉忽悼亡。’”这大约是今人认为“悼亡”为悼妻的专称的较早的来源。现在通行的经过修订后的新《辞源》、《辞海》以及1986年开始出版的《汉语大词典》对“悼亡”一词的解释大同小异，可以看出是继承了旧《辞源》、《辞海》而来，只是在书证上有所增加。曾长期被全国高校中文系广泛用作教材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介绍潘岳时也说：“后人写哀念亡妻的诗也都用‘悼亡’为题，是受了他的影响。”虽然这些辞书及文学史著作中还没有指出“悼亡”专用于指丧妻或悼妻，但“悼亡”用以悼妻的认识似乎已约定俗成。罗宗强、陈洪主编的用作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则明确指出：“潘岳的《悼亡诗》三首，也因此获得较高评价，以至‘悼亡’一词，从此专用为‘悼妻’之用。”《世说新语》中记载的潘岳为什么会产生“悼亡”是悼妻的专称这样的观念呢？不外乎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潘岳以后，以《悼亡》为题悼妻的诗作并不少见，从南朝沈约、隋朝薛德音始，直至清代的顾炎武、王士祯、赵翼等均有同题的悼妻之作，而不以《悼亡》为题的悼妻之诗词更是常见，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悼亡诗（词）”的悼妻诗（词）传统。二、女性作家以《悼亡》为题的悼夫诗作则难得一见。尽管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平均寿命更长，夫妻中丈夫比妻子先死的现象更为普遍，而青年女性丧偶的情况也很常见。但古代女子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机会比男性少得多。即使接受过文化知识教育，也不一定会写诗；即使会写诗，也不一定会有作品留传下来。古代女性作家本来就比男性作家少得多，能有作品留传下来的则更为少见。而一个古代妇女，恰好是识字的，又是会写诗的，在中年以前又是死了丈夫的，而她写的悼夫之诗又是以《悼亡》为题的，而这《悼亡》诗作又能传至后世的，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少了。我们现在可知的以“悼亡”为题悼夫的较早的诗词作品为南宋孙道绚的《醉思仙·寓居妙湛悼亡作此》。而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晚明以后，江南地区文化极盛，许多书香之家也非常注重对女子的文化知识教育，因此这一时期在江南地区女性作家大量涌现出来。她们的作品有许多被保留了下来，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这六位女性诗人的《悼亡》诗。三、中国古代女性作家和作品相对太少，而且一直以来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除了极少数女性作家如蔡琰、李清照、朱淑真、徐灿、陈端生等人外，很少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加以较充分的研究的。这种状况近年来虽有所改观，但还没有在根本上得到改变。明朝尽管有多位女性诗人写有《悼亡》诗，但今人不太有人注意到。人们凭着自己有限的阅读范围以及因此而留下的阅读印记，既没有看到女性诗人写作《悼亡》诗的客观存在，又不把女性诗人所写的不以“悼亡”为题的悼夫诗如唐代裴羽仙的《哭夫二首》，明代孟蕴的《悼夫二首》、《灵泉悼夫》、《挽夫》，杨文俪的《白门哭夫》等算在“悼亡诗”的范围内，以为写作“悼亡诗”是男性诗人的专利，并进而认为“悼亡”是悼妻的专称。因为大多数的研究者是男性，大多数的研究成果是男性取得的，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男性话语霸权”（套用时髦的说法），对“悼亡”及“悼亡诗”的认识，也正是如此。现在应当是纠正这种说法的时候了。（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冬之卷，作者授权默存转载时又作了最新修订。）周明初：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出版有《明清文学考论》等著作，备受学界好评。默存格物牵手诗仙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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