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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2期|

《人生》读后感 文/王勇安
本文写于2014年11月2日，原载于我在新浪的博客《老关庙》。当时老同学陕省（秦伟）刚做完肝移植手术，拙笔记录所思所感。7个月后，陕省（秦伟）去世。
——作者
前一阵子，学院实验室佀新学主任给我起了个“万教授”的外号，意思是万金油教授，学无专攻。对此我着实郁闷了一阵子，觉得很没有面子。在高校混，装也要装出个砖家的样子。实在不行，也得像《地道战》电影里汤司令和山田队长那样，在炮楼子里埋个水缸，时不时撅起屁股，趴下听听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不过时间不长，郁闷就一扫而光。原因是老佀这帮老家伙还真把我当成万金油，遇到什么事情总要来问问我，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前天，田涛给我出了这样一个题：《人生》《平凡的世界》，路遥的这些作品平铺直叙，就是四五十年代苏联小说的现实主义写法，为什么却能吸引那么多人，引领了一个时代？
我的神呀！我哪懂这深奥无比的文艺理论啊！一指头下去，把我这盒万金油掏空，都涂到老田的太阳穴上，也是不能让他清醒的！
沉默许久，我干咳了几声，老老实实地对老田说：“你还真把我给难住了！我把我同学故事，一个痴迷于路遥小说《人生》的人从青年到中年的故事写出来，发到微信圈，你看看。我就这点本事，就当是给蚊虫叮咬的疙瘩上涂上万金油，先叫你不疼不痒再说。”
“好！我就等着你给涂万金油！”老田说。

（一）
我认识陕省时他还叫张陕省，改成张秦伟是后来的事了。那时的陕省还不到17岁，是一个身着白衬衣的大眼睛瘦弱少年。大一时的陕省比我低半个头，精力旺盛得出奇。下午实验做完到晚饭前的两个小时里，要么在排球场上扣杀，要么骑着建耕那辆倒蹬闸旧自行车满校园逛，晚饭后还要站在学生一楼一层的宿舍窗前，对着落日吹20分钟笛子。我非常喜欢在窗外“看”他吹,而不是听他吹，因为有很多音节他吹不准，但吹笛子的形象唯美。多少年来，只要提到陕省，我总会瞬间定格在那幅美景上：夕阳下，浓眉大眼的白衣少年，一管竹笛吹奏着80年代的流行歌曲，竹笛右端的红穗子随风飘荡。
不到一年，陕省的个子窜得比我高了四五公分，超过了1米8，成了身材挺拔的青年。长脸成了国字脸，只是眼睛依然很大且清澈，眉毛依然很黑很浓，硬是长成了***“三突出”电影中英雄人物形象。此时，陕省的笛子虽然还吹，但长进不大，原来吹不准的地方依然吹不准。他宿舍枕边多了本刊载着中篇小说《人生》的《收获》杂志，晚自习回宿舍再晚，也要读几页。此书很快在同学中流传，特别是陕省他们宿舍的曾辉、银全，会把饭打回宿舍，边吃边读。
什么书有如此魔力？某日我午饭端着饭盒去他们宿舍，翻看了一中午这本宝贝书，觉得也就是一部讲“痴心女子负心汉”的老套故事的书而已。既没有宏伟正在读的卡夫卡曲折晦涩，也没有李大军看的《百年孤独》热闹。下午做完实验回宿舍的路上，就对陕省说此书不过如此。哪知陕省一脸肃然地说：“你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高加林（书中男主角）梦寐以求的东西，你生下来就有，这书当然看不懂。”
长这么大还没人说我看不懂小说，于是跑到小寨邮局，买了本《收获》，认真读了起来。
文学阅读的确是精神交流的过程。想着陕省说的生在农村与生在城市的问题，再去读《人生》，果然又有不同的收获。《人生》讲的是农村青年渴望离开农村，不惜一切代价奋力实现以写作为核心的人生价值的故事。青年人激动人心的生活不外乎恋爱与奋斗，《人生》中高加林日常生活的所有内容，几乎全部充斥着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此心得去观察陕省和班里家在农村的同学，发现他们身上都洋溢着跃出龙门的欣喜，都无比珍惜学习机会。例如，怀选把到医务室看病作为一件大事，因为这是他过去所不能享受的公费医疗。秋生一天不拉地读班里订的《参考消息》，报纸中缝都不放过，因为这是他“干部”身份的象征。陕省则是抓住一切机会，课余时间充分享受文学艺术的滋养，不但看《人生》，而且从图书馆借了不少声乐、合唱和指挥之类的教材，时不时咿咿呀呀地练声。当然，学习还是认真的，这种认真是像《狮子王》里的小辛巴那样，是满怀奋斗渴望的认真。建耕从书亭陈晓明那里买了本薄薄的《秦岭水系研究》，也成了他的枕边书，天天都翻，且若有所思。而这些，恰恰是我所欠缺的。
由此看来，同样是写小说，可以把情节设计得曲折异常，可以把语言洗练得超凡脱俗，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放置在不同环境中平铺直叙，只要写出了时代，真正写出了人生的痛苦和欢乐，就是好作品。我为自己的发现欢呼。某日宏伟在宿舍楼道端头弹完了吉他，我把这些心得激动地告诉他。哪知宏伟非常平静地说：“哪天没事去中文系听听当代文学课，或是找本文艺理论的书来看看，人家都把这东西听得烦死了，在你这儿还是重大发现？”
听了宏伟的话，我跑到中文系听了几节课。还真如他所说，老师们侃侃而谈分析作品，同学们也是津津乐道。人家的常识，竟然是我的学问，但总算知道什么是文学了——文学就是在精神上探索人的悲伤和快乐的学问。
（二）
一年级的植物学野外实习，陕省最为得意，植物分类是他的长项，成绩很好，带着几个女生，背着标本夹，每天早出晚归，一幅科研带头人的摸样，让我们好生羡慕。在下山的卡车上，他对我们几个说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从建耕的那本秦岭水系的书中得到灵感，也发现迄今为止没有系统研究秦岭植物区系的著作，因此要系统研究秦岭植物区系，填补空白！
好家伙，一个大一学生的雄心壮志就此诞生了。
接下来，陕省为自己的雄心壮志忙得不可开交，忙着为考研苦学英语，忙着搜寻秦岭植物的相关资料，也忙着寻找他的巧珍或者黄亚萍（两位是《人生》中高加林的两位恋人），一步步向自己的理想迈进，做着一个优秀青年该做的事。
第一个修成的正果，是骑着建耕的自行车，出校门奔波30多公里，在沣峪口的西万公路46公里处，和物理系的女生张小润定了情。毫无疑问，这小润肯定不似巧珍那样大字不识，但也没有黄亚萍的家庭背景，是曾与他在同一所高中读过书的同学。
陕省更忙了，但忙虽忙，却没有忘记吹笛子，而且还能排节目给欢迎新生，和我们班的李军出演《兄妹开荒。排演的时候我们去看过，陕省的本钱好（声乐界行话，嗓子不错），可每次第一句“雄鸡，雄鸡”老唱不准。对此，我曾不客气地指出，可这伙计就是不承认。最后让我给说急了，不客气的说：“那你给唱一遍，看谁对！”
我上小学二年级就是少年合唱队的领唱，青春期变声后嗓音不甚圆润，再不敢登台，只是偶尔参加参加班级合唱而已。让陕省这一激，也顾不上面子，真给唱了一遍。好在秧歌剧来自老百姓，难度不大，很容易就示范成功。
“我一直唱得都是错的？”陕省还是有些不服。
“你开口就唱错了！”一直沉默的胡景辉开腔了：“妃哥（我的外号）说得对，是‘1-6-5’，不是‘1-6’你把‘5’没唱出来，就是直戳戳的，不拐弯，听起来就像是用你们礼泉话说这俩字，而不是唱歌。”（office没有排简谱的功能，大家凑活着看）
“是这么回事，知道了。妃哥，从来没听过你唱歌，这一开口还真唱得不错，干脆这次你也给出个节目吧。”陕省不忘他的干部职责，又开始动员我了。
“算了算了！下回吧，让我好好练练声再说。”我真的动了再登台唱歌的心。
一周后正式演出，化了妆的陕省，头扎白羊肚手巾，身穿白粗布坎肩，腰扎黑布腰带，鼻直口方，浓眉大眼，的确像是个精壮的陕北后生，和李军一出场就引来阵阵掌声。
扛着锄头的陕省开了口：“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唱……”这回唱对了，李军也唱得字正腔圆，赢得掌声一片。可是陕省开口唱第二段“扛起锄头……”时又忘了唱“5”，不过观众们似乎并不在意那个“5”唱出来没唱出来，我坐在第一排，回头望去，联合教室里的过道都站满了人，同学们热情洋溢，热情欢呼。
演出获得极大成功，很长一段时间，不管陕省还是李军，在校园里走到哪都有人说：“看，这就是‘生物系’那个‘兄妹开荒’！”
半年以后，在黄旺和建耕两位的艺术指导下，在陕省等同学的鼓励下，过去总因为嗓音“到仓”而不敢开口唱歌的我，也勇敢地站在舞台上高歌一曲。效果还不错，也赢得些许掌声。我因为给小兄弟做示范被蹿腾上舞台，战胜了心中的自卑，也收获了一丝奋斗成功的快乐。
为了梦想，陕省又奋斗了一把，又成功了一次，考上了西大植物地理学的研究生，向自己设定的目标又进了一步，小润回到他们二人的母校当物理老师。到西大后，他有了一个新名字——秦伟。陕省录取后还未正式报到，家里丰收的西瓜还在地里，就被导师雷先生带着上了秦岭。陕省父亲雇了拖拉机从礼泉将西瓜运到西安，想托我和建耕把瓜卖给单位发福利。可我们刚毕业报到一个多月，哪里有这等本事，只得陪着老人在我们单位附近李家村市场卖了几天瓜。原以为陕省不过就是夏收时节回去帮帮忙，家里不会有多少事。可和老人朝夕相处的几天，从他嘴里才知道陕省家日子的窘迫，才真正理解了陕省说我读不懂《人生》的原因，对高加林们不懈的奋斗有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作者简介
王勇安，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赵晓萍 审稿︱洪雄利
张秦伟/我的父亲连载
张秦伟/我的父亲（一、二）
张秦伟/我的父亲（三、四）
张秦伟/我的父亲（五、六）
张秦伟/我的父亲（七、八）
张秦伟/我的父亲（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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