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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王路:从司马光的死聊聊北宋名臣的生活作风和派系斗争

欧阳修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朋党论》,是谈政治的,但谈得很文艺范儿。也就是说,他的结论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不过,并不妨碍其新颖、好看。欧阳修的意思是,只有君子才有派系,因为小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但君子不一样,君子有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始终如一。

事实上,官场派系往往不是因为政见的分歧形成的,倒常常是因为人和人之间性情的不同而形成的。

苏东坡是个从来都非常受老百姓喜欢的人。喜欢到要编排出来一个苏小妹来附会很多故事。但那些故事不可能附会在王安石身上,也不可能附会在司马光、程颐身上——他们太死板、太正经了,不像苏轼那么活泼、幽默、性情中人。

在苏轼眼里,司马光、程颐、王安石都是装逼犯,而苏轼厌恶装逼,喜欢卖萌。装逼和卖萌,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能解释北宋中后期高层的很多私人恩怨。

苏学士名满天下,很多捕风捉影的谣言也随之而来。比如,有说苏东坡的小妾被一个姓蒋的朋友看中,要求用一匹马来换,苏东坡很爽快地答应了。

这个段子是从明朝人钟惺的《名媛诗归》里发现的。但钟惺的影响力不大,真正把谣言传开的大V是冯梦龙,他在《情史类略》里转了这个段子。冯梦龙也是个性情中人,他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都是被我和小伙伴们当成黄书看的。

苏东坡的很多尺牍能流传到今天,要感谢一个奸臣。他叫梁师成,是个太监,和蔡京、童贯齐名,被称为“北宋六贼”。梁师成自称是苏轼的私生子。苏轼死后被朝廷封杀,当时的大太监梁师成,正主抓文化宣传,上书为苏轼辩解,苏轼很多诗文才流传下来。

还有一个人孙觌,民间也相传是苏轼私生子。这个更扯。孙觌也是个大坏人,弹劾李纲、诋毁岳飞,阿谀万俟卨,一点节操都没有。这个八卦的版本是,说苏轼离开常州的时候,把一个怀孕的小妾卖给姓孙的人家了,后来回到常州,找到这个孩子,给他取名“觌”,意思是“卖了你,又见你”。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村夫想象力的粗鄙。

要紧的不是这两个故事。而是这两个故事引出的问题:为什么民间会把这两个故事安在苏轼的头上?

答案是:第一,苏轼名气大;第二,苏轼是个风流放诞的性情中人。苏轼虽然不至于如此,但他的生活作风的确很散漫。这种生活作风,决定了苏轼一辈子在职业生涯上能达到的高度很有限。同时也决定了苏轼注定要与一批人为敌,与另一批人为友。

因为这种作风,苏轼和程颐是死对头。苏轼觉得程颐是奸人,是伪君子。程颐太正经,太严肃,以至于死板。司马光去世后,丧礼由程颐主持。苏轼去哀悼,程颐不允许,理由是当天早上苏轼在太庙唱过歌。程颐说,《论语》说过,孔子哪天哭过,就不会再唱歌了。既然你早上刚唱过歌,这会儿就别来哭丧,不合古礼。

这事今天看来,好像程颐很迂腐。其实没那么简单。程颐一向都不满苏轼的生活作风,只是这次是二人对掐得比较激烈的一回。程颐是个庄重谨严的人。他觉得苏轼刚刚唱完歌就过来哀悼,太不严肃,太儿戏。他认为吊唁要带着悲伤的情绪过来,但苏轼似乎对司马光的死没有太大感觉,也就是走过场去随个份子钱而已。

程颐作为司马光的好朋友,丧礼的主持者,不能容忍在好朋友的丧礼上,有人这么不检点。苏轼当然不买程颐的账,虽然没有嬉皮笑脸,但透露了这个意思,他说:孔子只是哭过就不再唱歌,却没有说唱歌之后就不能哭。说着,苏轼闯进去了。

闯进去后,没见司马光的儿子。苏轼很惊讶。按当时流行的做法,儿子该在灵柩前向客人还礼。但程颐恰恰认为这个不重要。程颐认为,父亲死了,儿子理当悲痛过度,哪还能出来搞迎来送往这一套呢。程颐就让司马光儿子自己躲到屋里悲痛去了。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完全站在苏轼这边,把程颐写得极其古板。但程颐并不是没有道理。程颐认为他坚持了孔子的立场。孔子曾说过,礼这东西,与其搞得铺张奢侈,不如搞简单点;办丧事,与其搞得很排场,不如内心哀痛一点。

这种分歧,看似生活作风问题,实则也关涉到政治见解。这要结合当时的时代大背景看。相比此前的朝代,宋朝自由散漫、作风开放。比如,之前的朝代都有宵禁,到这时候基本废止了。士大夫阶层,喝酒狎妓成为常事。此外,北宋后期,词的流行超过了诗。文艺作品是一个时代风气的很好证据。词和诗不一样,诗是庙堂上的东西,词是江湖上的东西。诗高高在上,适合表达理想和抱负;词浅近通俗,适合记录私生活和小情绪。

作为一个严肃而有理想的儒家,程颐显然对当时的流行风气非常不满,尤其是对士大夫中间疏阔放诞的生活作风不满。而苏轼就是其中的代表。程颐主持司马光的丧事,不仅是主持丧事,还是表达政治态度的一种手段。司马光是前相国,前来吊唁的都是能左右国家政治动向的大人物。程颐在司马光府前拦下苏轼,不仅是私人恩怨的表露,也是政治见解上的交锋。

苏轼这么聪明的人,能不懂吗?苏轼不仅聪明,还有点傲娇。苏轼身上时常有一种“老子就是牛逼,老子就是不服你管”的傲娇。于是,苏轼当着所有高层领导的面,骂了程颐一句:糟糠鄙俚叔孙通。

有文化的人骂人很难听。最难听的地方就在于它听起来不难听,但分析起来就难听了。——叔孙通是汉朝的开国大臣,专治礼仪的。这话听起来像夸人,实际是骂人。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二逼土鳖凤凰男。

当时,大家也顾不上这是办丧事的地方,一时没忍住,都笑了。从此,程颐和苏轼之间就彻底闹掰了。这件事也体现出苏轼的负气。虽然是天才,却太自负,太自以为是,这种性格想在仕途上腾达也是不可能的。

司马光死后,苏轼写了一篇《司马温公神道碑》。李苦禅誉为“苏楷书当以此帖为第一”。苏轼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意掐了司马光生平的一段——司马光和张方平的对掐。为什么要掐了这段呢?因为司马光是个人品方面找不出毛病的君子,写张方平和司马光对掐的故事,有损张方平的名声。而张方平对苏轼有提携之恩,曾经推荐苏轼当谏官,苏轼下狱的时候,张方平又上奏章为苏轼求情。苏轼知恩图报,避过这段不提。

张方平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宋史》说他“慷慨有气节”,苏轼把他比成孔融、诸葛亮一类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的作风也是有问题的。在范仲淹和吕夷简党争的时候,张方平是攻击范党的一派。朱熹还爆过一个张方平生活作风的料。张方平曾托人买妾,别人垫钱给他买了,张方平后来却没给够人家钱。

张方平晚年声望很高,主要因为他激烈批评王安石。王安石的改革,虽然后来搞得很糟糕,但从生活作风上来看,王安石是个作风严肃的人。王安石对美食没有一点欲望,甚至连自己有没有吃饱都常常不知道。王安石吃饭,只吃离自己最近的菜。别人一开始以为他喜欢吃这个菜,回头两个菜调了位置,王安石还是吃最近的那个。

王安石和三苏的关系也不好。三苏刚到京师,受到欧阳修提携,一时轰动,只有王安石不以为然。欧阳修和三苏交好很容易理解,他们都是文艺爱好者,都是小清新。苏洵和苏轼都有诗酒放狂的一面,只有苏辙更沉着内敛一些。而王安石显然不喜欢诗酒放狂的作风,对苏洵不大看得起。王安石认为,三苏的学问是从纵横家中来,儒家只是披着的一张皮。他的眼光很锐利,搔到了痒处。

南宋的朱熹评价说,王安石虽然做得不好,但真要让苏东坡当宰相,事情会坏得更猛。苏轼虽然疏阔,却无毒。但苏轼的问题在于他本身不自律,一旦当权,只会引来一批不能自律的人。秦观、黄庭坚虽然都是向上的人,终究还是不够自律。朱熹的见解是很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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