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有话说
本公众号依托扬州大学中国语文教育研究所，团结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梳理语文教育历史，探讨语文教育问题，共创语文教育明天，共享母语芬芳。期待成为中国语文教育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期推送扬州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马磊与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徐林祥教授合作的《新中国小学语文教育七十年：回顾与展望》一文，本文刊于《语文教学通讯》2019年第27、30期。感谢作者修改并授权，如有引用请注明出处。欢迎关注本公众号！
作者简介
马
马磊，男，山东滕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语言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曾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在高校担任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语文教育史、语文课程教学改革实践、语文教师教育等领域的学习与研究。
徐
徐林祥，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扬州大学中国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国培计划”语文学科专家，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和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负责人，中国叶圣陶研究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写作学会基础教育中心常务副主任，江苏省叶圣陶研究会顾问，江苏省教育学会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心主任，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苏教版)编委。2017年获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2018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新中国小学语文教育七十年：回顾与展望
马磊 徐林祥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摘要]新中国七十年来，小学语文教育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在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研究、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进入新时代，小学语文教育应在回顾和反思七十年来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继续推向前进。
[关键词]新中国；小学语文；语文教育；七十年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教育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文拟对七十年来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回顾，对小学语文教育的成绩及其经验予以总结，并对未来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作出展望。一、七十年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 七十年来，小学语文教育界艰辛探索，逐渐建立发展了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立德树要求的现代小学语文教育事业。七十年来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从“语文”命名到“工具论”提出 1949年4月，叶圣陶在主持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工作时，把旧有的“国语”和“国文”一律更名为“语文”。叶圣陶回忆说：“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1]1950年8月教育部发布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将小学母语教育的课程名称命名为“语文”。其中明确列出了课程目标，分年级具体列出了教材大纲，详细阐述了教材编选和教学实施的要求，提出：“语文教学的基本原则，是使儿童学习语文工具，学会读、说、作、写。”[2]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关于小学语文课程的纲领性文件，开启了新中国小学语文教育的新篇章。 新中国初期的语文教育批判吸收了旧中国的教育传统，继承发扬了老解放区的成功经验，并积极向苏联教育界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广泛传播和“红领巾教学法”的深入推广，对促进语文教学尽快步入正轨发挥了积极作用。1956年发布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规定：“小学语文科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儿童语言，——提高儿童理解语言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人民教育出版社据此组织编辑出版了《小学语文课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比较系统的小学语文教科书。 随着“教育***”兴起，“政治挂帅”现象对语文教育产生了严重冲击，干扰了正常的语文教学秩序。1959年初，针对“教育***”中教学秩序混乱的局面，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全日制学校应该“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挽救了教育事业。 1959年起，《文汇报》组织开展了关于语文课程目的任务的讨论。1961年12月3日，《文汇报》发表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社论阐述了“语文是工具”的观点，指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应当是：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与提高学生的阅读和表达能力，并通过教学内容的教育和感染，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观点，健康的思想感情和高尚的品德。”[3]这个社论使得语文教育界的思想认识趋向于统一。1961年8月和1963年1月《人民教育》先后发表了洛寒（刘松涛）的文章，分别是《反对语文课教成政治课》和《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两篇文章强调语文是工具，要把语文课教成语文课。 这一阶段，关于语文课程的内容，语文教育界也作了积极探索。1961年夏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调研，形成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的指导思想。1961年9月，殷伟（吕型伟）发表文章呼吁加强基本训练，“所谓基本训练，就是指掌握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个基本工具的基本技能的训练”。[4]吴天石在《江苏教育》1962年第12期发表文章《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训练》。语文教育界在对语文知识的范畴、语文知识与语文训练的关系探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层次性和系统性的“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语文“八字宪法”。[5]1963年4月，吕叔湘发表《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一文，指出：“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6]这些讨论，为语文课程内容的建构提供了学理支撑。 1963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确认了“教学为主”的原则。该原则的确立，为语文教学走上正轨提供了保障。1963年5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和《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大纲正式确认了语文是“基本工具”，确立了“文道统一”的课程目标。《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是“必须首先掌握的最基本的工具”，规定“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初步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大纲具体列出了课程教学内容及其程序，并明确提出要加强基本训练，强调要树立勤学苦练的风气。大纲发布之后，配套的教材当年秋季即在小学一年级投入使用 1963年10月，张志公发表《说工具》一文。文章指出：“语文是个工具，进行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因而是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工具，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工具。”[7]该文对如何在教学中遵循语文的“工具”特征、贯彻“文道统一”的观念，作出了深刻阐释，堪称对“工具说”的升华。（二）从科学主义到人文主义 “***”结束后，语文教育界对语文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3月，吕叔湘在《人民日报》发表《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尖锐批评了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现象，引起了语文教育界的强烈震动。随后，叶圣陶发表讲话《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呼吁：“语文教师和语言学科的工作者通力协作研究语文教学，做到尽快地改进语文教学!”[8]以此为契机，揭开了新时期语文教学改革的序幕。 1978年，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80年，教育部又对这个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其中指出：“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识字、看书、作文的能力，初步培养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大纲列出了教学的具体要求，对基础训练的要点作了规定，并提出“要处理好知识和技能的关系”“要指导学生多读多练，把知识转化为技能”。这两个大纲基本延续了1963年教学大纲的思想要义，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背景下，在教学大纲精神的指引下，小学语文教育逐渐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研究小学语文教学规律，提高小学语文教学效率，成为广大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的追求。 1986年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其中指出，小学语文是基础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思想性”，这是我国语文课程文件中首次将“工具性”与“思想性”相提并论。大纲还指出“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识字、听话、说话、阅读、作文的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并在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中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在具体论述中，尤其强调了发展学生的智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西方的教育理论逐渐引入国内，对语文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准化考试理论的引入，推动了语文考试方式的变革。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的引进，促进了目标教学的开展。教育测量理论的引进，催生了一些语文学习量表的制订，如朱作仁研制的《小学生作文量表》等。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开始在中国泛化并迅速渗透到各个领域，追求语文教育的科学化，成为语文教育发展的时代旋律。 在张扬科学主义的背景下，也出现了教学目标单一化、教学方法模式化、考试评估标准化的倾向，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语文教育界开始思考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语言学家申小龙首先提出汉语的人文性问题，他1987年在《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一文中指出，现代语言学研究忽视了汉语的人文传统，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辩证的语言感受，丧失了整个传统语言研究的精华——人文性。这种观点很快就引发了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思考和讨论。陈钟梁1987年发表《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一文，认为：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是科学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实现语文教学科学的艺术化与语文教学艺术的科学化。这一推断在一定程度了引起了语文教育界对于“人文主义”的广泛注意和深层思考。进入九十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话题逐渐兴盛，但也有人坚持捍卫语文的工具性。这就是“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1995年，于漪明确提出：“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性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9]可以视为对这场讨论的小结。 义务教育法出台后，教育部于1992年正式颁布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其中规定：“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听说读写能力；在听说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该大纲从语言文字训练、思想教育两个方面论述了教学内容，并首次设专节提出了课外活动的要求；关于教学实施，强调了要正确处理传授知识、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的关系；在教学理念上，提出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语言。这个大纲在继承先前经验的基础上，有了多方面的创新，为指引小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发挥了重要建设作用。 由于社会文化的急剧变革和语文教学实践自身存在的不足，语文教育引起一些批评。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在“世纪观察”栏目中发表了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小学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20世纪末语文教育大讨论由此兴起。这场大讨论，深刻批评了语文教育中存在的机械训练、思维僵化等问题，为语文课程教学改革作了重要的舆论铺垫。 2000年3月，教育部颁布《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与1992年的大纲相比，2000年的大纲有了多处新突破。关于课程性质，该大纲强调：“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课程内容，删除了“课外活动”的专门表述，而直接将“语文实践活动”纳入教学内容的范畴，体现了对实践活动的重视。在课程实施上，该大纲吸收了世纪末大讨论中提出的一些思想，更加重视语文的实际运用，提出了培养语感的理念，一定程度淡化了对语文知识的要求；更加关注情感因素，提出要注意知识、能力、情感之间的联系；关于教学方法，明确提出了“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进一步强调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强调启发引导。（三）从课程改革到核心素养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提出实施素质教育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由此拉开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序幕。2001年6月，教育部发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标志着课程改革的正式开始。 2001年教育部发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其中对语文课程性质作了新的表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0]语文课程性质的这一界定，对深化语文课程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坚持“工具性”，就要重视语文课程的实用价值；提出“人文性”，就要突出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在课程目标上，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进行设计，并从“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等方面分别分学段提出具体要求，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课程标准提出“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但在强调语文课程实践性的同时，又提出“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反映了对语文知识系统认识的弱化。在课程实施上，也强调要语文实践，指出“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并提出“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11]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初期，在教科书方面鼓励“一标多本”，语文教科书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为配合语文课程的实施，一些出版社组织编写和出版了相应的语文教科书，小学语文教科书有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机构出版的多个版本。 在课程改革的教学实践中，一些新的教学理论，特别是“发现学习”理论、建构主义教学论、多元智能理论等一些从国外引入的教育理论，在广大一线教师中广泛传播并逐渐深入人心。学生本位得到彰显，教学中对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重视达到了新的高度，课堂教学中讨论法、表演法等以学生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迅速推广，现代信息技术也广泛运用于课堂。 2011年，在总结反思十年课程改革的基础上，教育部发布了修订后的课程标准，即《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修订后的课程标准对课程性质的表述作了调整。关于课程性质，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2]关于课程内容，“2011年版”更加重视语文课程自身的学科特征，例如，将“实验稿”中“还应考虑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学生思维发展等方面的影响”的说法修改为“应特别关注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学生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思维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关于教学实施，“2011年版”在“课程理念”中删除了“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这一表述，在论述阅读教学时，指出“为了帮助理解课文，可以引导学生随文学习必要的语文知识，但不能脱离语文运用的实际去进行‘系统’的讲授和操练，更不应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概念、定义。”[13] 在修订后的课程标准的指引下，语文课程实践中出现了回归语言本位的倾向，尤其重视“语言文字运用”。“真语文”大讨论和“正道语文”“本色语文”等教学口号的提出，对于回归语言本位，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4年3月30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研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并指出核心素养的内涵，即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同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以此为基础，学科核心素养的研究取得了进展。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研究成果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体现出来。该课程标准指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的语言实践活动中积累与构建起来，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语言文字运用方式及其品质；是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思维方法与思维品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主要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14]并指出，语言建构与运用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语文核心素养的界定，对于小学语文课程教学也具有指引意义。 在教科书编制上，为了更好地体现国家意志，2016年以来，逐步推行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语文教科书。统编本教科书跟之前的教科书相比，更加重视遵循语文学科的自身规律，较为鲜明地体现了对语文学科内在逻辑的遵循。 在教学实践中，广大一线教师积极将新兴的教育理论与中国的国情和小学语文学科的特征结合起来，不断丰富教学思想，总结发展教学智慧，出现了多种语文教学“流派”。语文教育研究更加注重现代语言科学的介入，特别是对语用学的关注较多，甚至有学者提出“语文教学就是语用教学”的说法。总体而言，关于语言运用的情境，成为语文教育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二、七十年小学语文教育的主要成绩 七十年来，我国小学语文教育在艰辛探索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课程建设、教材编制、教学探索、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一）小学语文课程建设 “语文”课程的命名，为兼顾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教育、兼顾文言和白话的教育提供了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前，作为一般人表情达意的工具，文言文已经逐渐让位给语体文，而在老解放区，教育服务的对象为工农大众，学校教育中更加重视口头语，“言”“文”更加统一。“语文”的命名，为全面开展听说读写的训练提供了可靠的“名分”。1963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一度把教学目标锁定在读、写能力的培养上，忽略了听、说在语文学习中的地位，但改革开放后听话、说话教学又回归到教学大纲。2000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把“听话、说话”整合为“口语交际”，第一次注意到了口语文化的课程价值，克服了听、说分离的局限。 在课程内涵上，形成了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相统一的思想观念。受古代教育文史哲相杂糅的历史惯性的影响，独立设科后的语文教育发生了“形式训练与实质训练之争”。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教育***”中出现的“政治挂帅”现象，语文教育界对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进行了深入讨论，即“文道之争”。“文道之争”形成了“文道统一”的观念和“工具说”，重新确立了语言本位。改革开放后，针对语文教育中存在的误区，语文教育界开展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讨论，为维护语文教育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讨论，应坚持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的统一，而着眼点在于语言形式，成为语文教育界的普遍共识。 在课程内容上，形成了既重视语言运用，又重视语文规律的思想观念。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以培养语言运用能力为重要目标，但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语言，需要以语文规律为指引。在历次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中，均体现了对语文运用和语文规律两方面的重视。1956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指出：“发展儿童语言的工作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一是教儿童从语言的丰富的表现方面学习；一是教儿童从语言的规律方面学习。”尽管曾出现过淡化语文知识的倾向，但就总体趋势来看，语文知识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否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强调语文是实践性课程，指出应该“重视语言文字运用的实践，在实践中领悟文化内涵和语文应用规律。”[15]从发展轨迹看，语文运用的实践性、情境性更加受到重视，在真实语言情境中运用语文的规律成为语文课程内容开发的重点。 语文课程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地位，一直受到高度重视。1956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指出：“小学语文科是各科教学的基础。”1963年的《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则指出：“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16]反映了语文课程在基础教育中的突出地位。（二）小学语文教材编制 关于教材选文，形成了“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的思想，确立了文质兼美、类型多样、适合教学的选文标准。叶圣陶在1949年之前就曾将选文视为“例子”“样品”，1978年更明确地提出了“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的思想，旨在强调语文教学要从传统的“教教材”转为“用教材教”。从语文学习的立场出发，语文教材编写强调要文质兼美，尤其强调对语言形式的关注，体现了聚焦语文学科本体的科学态度。为了学生学习的需要，教材编者注重对选文进行修润加工。从学生语文运用的实际需要出发，扩大了选文的范围。其一，从适应现代社会语言发展的实际出发，大力增加了语体文。其二，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主张选文应表现时代精神。从传统的名家名篇发展为兼顾名篇和当代时文。其三，从适应生活工作需要的立场出发，主张重视普通文，从单纯的文艺欣赏发展为兼顾文学性和实用性，并以实用性为主。其四，从适应儿童精神生活的立场出发，强调儿童文学的地位。关于选文的教学类型，出现了精读、略读、自读的划分，体现了对学习心理科学规律的重视。在知识系统上，经历了从重视系统知识再到重视知识运用情境的转变。1956年的小学语文教材鲜明体现了语文知识系统。改革开放初期的教材更加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叶圣陶晚年写信告诫：“切实研究，得到训练学生读作能力之纲目与次第，据以编撰教材，此恐是切要之事。”[17]在后来“淡化语法”的讨论和世纪末语文教育大讨论的影响下，语文教材的知识系统出现了弱化的趋势。随着对语文课程教学规律认识的加深，新近的“统编本”语文教材初步建构了新的语文知识能力训练系统，更加注重语文课程的实践特征，强调语文知识运用的情境性。 此外，小学语文教材的助读系统和作业系统也逐渐成熟起来。助读系统包括插图、单元提示、课文导语、注释、拓展资料等，逐步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思维品质。作业系统既有置于课前的任务，又有置于课后的练习，还有单元作业，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在不断革新。 在教材的单元组合上，小学语文教材经历了从单篇罗列发展为单元组合的转变。组元方式，则经历了从文体组元，到人文组元，再到语文情境组元的转变。（三）小学语文教学探索 七十年来，小学语文教学经历了从单方面学习苏联经验到全面学习世界先进经验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也经历了从简单模仿域外经验到结合汉语文规律独立探索的蜕变。 在教学模式的探索上，经历了从推行“红领巾教学法”再到注重“双基”教学，转变为注重实践活动、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发展过程；从教学中的师生关系看，经历了从强调教师主导、严格要求到强调突出学生主体、重视启发引导的转变。1963年的教学大纲要求：“加强基本训练，对学生严格要求，树立勤学苦练的风气。”1978年以后的教学大纲增加了对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要求。2000年的教学大纲则明确提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新世纪的课程标准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思想。总体来看，体现了对学生主体性的逐步关注。 在教学实践中，广大小学教师积极开展教学实验。较有代表性的教学实验有：1958年起辽宁省黑山县北关实验学校开展的“集中识字”实验以及后来的“集中识字——大量阅读——分步习作”连贯的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实验、斯霞的“分散识字”实验以及后来的“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实验、1960年起北京景山学校开展的以作文为中心的整体改革实验、1962年起吕敬先的“小学生语文能力整体发展”实验、1963年起丁有宽的“小学语文读写结合”实验、1978年起李吉林的“情境教学”实验、1982年起黑龙江省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新世纪以来，各类教学改革实验更加丰富多样，一些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总结提升，形成了独特的教学流派，产生较大影响的有王崧舟的“诗意语文”、窦桂梅的“语文主题教学”等。教学改革实验的开展，充实和更新了语文教育界对小学语文教学规律的认识，为语文教育理论的推进提供了充分的实践基础，也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了生动的实践范例。（四）小学语文教师发展 七十年来，小学语文教师队伍的总体素质有了巨大的发展 在小学语文教师的职前培养方面，学历教育的层次有了历史性跨越。新中国初期，小学语文教师较多没有正规师范教育的背景，尓后有了中等师范学校；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始培养专门面向小学工作岗位的语文教师；新世纪之初，本科师范院校相继开设“小学教育”专业，部分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的培养目标也由中学语文教师扩展到小学语文教师；近十余年来，教育硕士在“学科教学（语文）”和“小学教育”专业招生，也把培养小学语文教师作为重要目标之一。因此说，七十年来，我国小学语文教师的职前学历背景经历了从“无专业学历”到“中等师范”再到“高等专科”“本科”延伸到“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发展。 在职前培养的课程建设方面，以小学语文课程教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主的专业课程，有了较大发展，涌现了一批重要的专业课程教材，代表性的有：周仁济编著《语文教学法》（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袁微子主编《小学语文教材教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朱作仁主编《小学语文教学法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崔峦、蒯福棣主编《小学语文教学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江平主编《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吴忠豪主编《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徐林祥主编《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年）等。近年来，一批国家级教师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启动建设，涌现了一批“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小学语文教学设计”等精品课程，蒋蓉主编《小学语文教学设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等配套教材相继出版。 在小学语文教师的在职教育方面，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均有较大发展。在学历教育方面，各类专科、本科层次的在职学历教育为提高小学教师素养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十余年来的在职教育硕士培养、近年来的在职教育博士培养推动了骨干教师、专家型教师的成长。各种类型的非学历培训项目相继开展，特别是近十年来开展的“国培计划”项目，培训的针对性不断增强，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促进了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 在小学语文教师的教学研究方面，先后成立了专业学术团体，最有代表性的是1980年7月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为小学语文教师开展教学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在组织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和教师培训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此外，1980年10月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研究会，2006年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为语文教师教育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专业刊物上，关于小学语文研究的刊物成为重要的教师发展平台，尤其是专门的学术刊物《语文教学通讯（小学刊）》《小学语文》《小学语文教学》《小学语文教师》等。一些综合性教育学术期刊，如《课程·教材·教法》《中国教育学刊》等，一些语文学科教育学术期刊，如《语文建设》《语文学习》等，也有较多篇目是关于小学语文教育的，推动了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开展。 在专业研究人员的培养方面，我国于1983年开始招收语文教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00年开始招收语文教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现已培养了大批杰出的语文教育研究专业人员，为语文教育发挥了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在研究方法上，逐步超越了经验主义的研究范式，逐步实现了实证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结合。在研究视野上，逐步超越了对课堂教学方法的研究，拓展到对语文课程本质的研究，并开拓了对中国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研究和对国际语文教育的比较研究。 七十年来，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战线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卓越的教师。斯霞、霍懋征、袁瑢、丁有宽、吕敬先、李吉林、贾志敏、支玉恒、于永正、靳家彦、张化万、滕昭蓉（按出生年份排序）等一线教学名师，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目前活跃在教学一线的教学名师，正以极大的热情推动这小学语文教育事业的新发展，一些新的教学流派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于语文课程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三、小学语文教育的前景展望展望未来，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要在继承发扬七十年来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取。具体而言，今后一段时间，小学语文教育事业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继续推进。（一）语文教什么 语文学科知识是语文教育的本体，是学科教育现代化的根本基础。在语文学科知识上，要积极吸收现代语言科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推动“现代语文学科群”的建立，为语文课程提供坚实的学科知识基础。为此，要将从西方引进的学术思想与汉语文的民族特征结合起来，大力建设具有科学品质和民族精神的现代语文学科群。具体应包括几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审视已有的语文学科知识，勇于否定那些错误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假知识”。二是充实丰富已有的学科，更新陈旧的学科框架，改组学科结构，特别是推进传统语文学科中科学方法论的运用，推进语文学科的科学化。三是培育新生学科，尤其是关于语文运用方法的学科，特别是推进外来语文学科与汉语民族性的结合，推进语文学科的民族化。建设现代语文学科群，促使语文课程的知识本体走出混沌的状态。 要加快研究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结构的内在逻辑。当前，要特别强调“汉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根基。[18]要加快研究“汉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具体的内涵，要探讨基础教育各学段学生所需要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的具体所指，为语文课程内容的建设提供有说服力的学理依据。建设内容明确、层次清晰的现代语文课程内容，才能避免课程内容看似无所不包却缺乏内在逻辑的局面。（二）语文用什么教 语文教材是语文课程实施的基本依据，语文教材的现代化是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在语文教材编制上，根据语文课程的目标内容和语文学习的心理规律，探索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相统一的语文教材编制策略。其努力方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科学设计学习任务群，以学习任务群为线索，革新单元组合的方式，重构单元目标体系，强化语文学习的情境性。二是继续优化选文，按照“文质兼美、类型多样、适合教学”的要求，改进课文编排。三是继续将适宜的语文知识，特别是关于读写方法的知识，以适宜的方式编入教材，促进学生掌握语文运用的规律。在语文教材建设方面，还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开发和利用网络资源，培养学生借助新媒体学语文用语文的能力。（三）语文怎么教语文教学实践是语文课程的落脚点，对语文教学策略的研究是语文教育研究的关键所在。在语文教学研究上，要继续探讨语文学习的心理规律，根据不同的课程内容选择相契合的教学方法。语言学习包括习得和学得，学校语文课程学习区别于日常语文学习的特征，一是在于有学得，从而有了知识的引领；另一方面在于，语文课程中的习得不是“自然习得”，在这种习得中，伴随着教育工作者有意识的引导，因此这种习得是“引导下的习得”。诚如刘大为所说：“学生可以处在语感的状态中，教师必须处在知识的状态中。”[19]随着脑科学的兴起，语文教学研究应该积极吸收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根据脑科学的规律研究语文教学的策略和方法。语文教育界要积极构建符合语文自身规律的教学方法体系，构建以语文学习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语文学习规律为研究目的的“语文学习学”。（四）语文谁来教 语文教师是语文教育工作的承担者。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小学语文教师队伍，培育一个卓越的语文教育家群体，对于提高小学语文教育水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应该积极提升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水平，继续加大小学语文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力度。在职前培养方面，要在本科教育阶段的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小学教育专业，以及硕士教育阶段的学科教学（语文）专业、小学教育专业，优化课程体系，加强语文学科教育相关学科课程的建设。在职后培养阶段，要积极提升以“国培计划”项目为龙头的各类研修项目的效益，为人民教育家的成长提供良好环境和平台。在小学语文教师教育中，教师教育者的专业素养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应积极加强“语文学科教育”特别是“小学语文学科教育”的教师教育队伍建设，深化课程改革，推进体制创新，促进小学语文教师教育队伍建设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综上，新中国七十年来，小学语文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奋力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小学语文教育界应该沿着前辈语文教育家开创的中国语文教育现代化的道路继续前进。[注释][1]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2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3-34页。[2] 本文关于2000年以前的历次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引文，均出自于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下文不再注明。[3][4][5] 顾黄初、李杏保主编：《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6-245页，第265-274页，第296-299、300-306页。[6] 吕叔湘：《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认识》，《文字改革》，1963年第4期，第1-6页。[7] 张志公：《张志公自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6-213页。[8]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30页。[9]于漪：《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语文学习》，1995年第6期，第2-5页。[10][1]***教育部制定：《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第2页。[2][3][5][6]***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第23页，第4-5页，第1页。[4]***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页。[7] 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540页。[8] 徐林祥、郑昀：《对语文核心素养四要素的再认识》，《语文建设》，2017年第11期，第20-25页。[9] 刘大为：《语言知识、语言能力与语文教学》，《全球教育展望》，2003年第9期，第1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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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郑昀
图片来源：扬州大学中国语文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