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利希·茨温利（德语：Ulrich Zwingli 或 Huldrych Zwingli，1484年1月1日－1531年10月11日），基督教新教神学家，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

茨温利生于瑞士维尔德豪斯。当时是瑞士爱国主义刚兴起的时候，瑞士佣兵制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茨温利进入了维也纳大学和巴塞尔大学接受教育，深受人文主义影响。当他在格拉鲁斯与艾恩西德尔恩担任神父后，仍继续他的学业，受到伊拉斯谟著作的影响。茨温利本身反对教会传统、赎罪券和崇拜圣母玛丽亚等传统信仰。

1518年茨温利成为苏黎世大教堂的神父，在那里开始宣扬宗教改革的思想。1522年因为反对在大斋期的斋戒，公开吃香肠，开始受到公众关注。在著作中，他指出在教会阶级的腐败，提倡教士结婚，并攻击礼拜场所使用圣像。1525年，茨温利推出了新的礼仪。对于婴儿洗礼，茨温利曾与重洗派一起试图废除，但后来因政治因素妥协，导致与坚持进一步改革的重洗派决裂。因为茨温利与重洗派的冲突导致重洗派被迫害，历史学家曾争论他是否使苏黎世成为一个神权政治的城邦。

之后宗教改革扩及瑞士邦联其他地区，但有些城邦仍倾向维持天主教，瑞士邦联因此依宗教分裂为支持宗教改革的城邦联盟，以及支持天主教的城邦联盟。1529年，战争尚未爆发。该年，茨温利与马丁·路德在德意志的马尔堡会面协商，企图整合双方在宗教改革思想上的分歧。马尔堡会议（英语：Marburg Colloquy）中，前14条半都达成共识，但最后讨论圣餐礼时对圣餐意义的观点却完全不同，导致两派整合失败。马丁·路德认为圣餐中基督的确实质降临，是为同质说。而茨温利则认为圣餐只是一种纪念基督的象征，即象征说。

1531年，茨温利的联盟意图对天主教各城邦进行粮食封锁，于是有五个天主教城邦突袭苏黎世，茨温利以随军牧师的身份战死，年仅47岁。茨温利所留下的神学思想、礼仪还有教会制度，至今仍影响着许多新教教会，如重洗派。

在茨温利时代的瑞士邦联包含13个城邦(自治州)、附属州和共同贵族领地。与现代在联邦政府下运作的瑞士联邦不同，13个城邦接近完全独立，进行自己的内政与外交，邦联内及邦联外的城邦形成各自的同盟。这种相对独立的状态是瑞士宗教改革时期冲突的原因，各州因此分为不同宗派的阵营。军事上的野心也加剧了进一步的竞争，以获得土地和资源，如同古苏黎世战争（英语：Old Zürich War）。

15、16世纪间欧洲的政治环境也同样动荡不安。几个世纪以来，瑞士邦联的外交政策是由它与它的强邻—法兰西王国—之间的关系决定。名义上，邦联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然而，经过一连串的战争，士瓦本战争之后，邦联已经事实上独立。当时两个大陆强权、其他次强权(如米兰公国、萨伏依公国)，以及教皇国正在互相竞争、对抗，对邦联的政治、经济、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也就是此时，瑞士邦联的佣兵制度受到质疑。茨温利在辩论时，以宗教观点反对因城邦政府的财政因素，派出年轻的瑞士士兵参与外国的战争。

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促成瑞士邦联国族主义的兴起，术语“祖国”(德语：patria)被使用，开始有超越各城邦之上的意义。在此同时，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普遍价值、对奖学金的重视都在此生根。包括被称为“人文主义王子”的伊拉斯谟，也多次来访，停留相当长的时间。茨温利正是诞生在这种瑞士爱国主义与人文主义交错的环境。

茨温利1484年1月1日出生于瑞士图根堡（英语：Toggenburg）山谷中的维尔德豪斯，一个农民家庭，是家里9个孩子中的第3个。他的父亲乌尔里希，在社区法警或首席地方法官的管理扮演主要角色。茨温利的小学教育来自他在韦森当神父的叔叔巴塞洛缪，在那里他可能遇到了卡塔琳娜·冯·施文（英语：Katharina von Zimmern）。十岁时，茨温利被送往巴塞尔接受中学教育，在法官格雷戈里的指导下学会拉丁文。在巴塞尔的三年过后，他停留一小段时间在伯尔尼，接触人文主义学者亨利·沃尔夫林。伯尔尼的道明会试图说服茨温利加入他们的组织，或许是要收他为新手。然而，由于父亲和叔叔反对，他没有完成他的拉丁文研究就离开伯尔尼。1498年的冬季学期他进入维也纳大学，但似乎遭到开除。茨温利在1499年的活动目前仍不清楚。但他在1500年的夏季学期重新回到学校，继续在维也纳的研究。1502年之后他前往巴塞尔大学，在150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M.A.)。

1506年9月29日，茨温利在康士坦兹被任命为当地教区的宗座，并在他的家乡维尔德豪斯庆祝他的第一场弥撒。做为一名年轻的神父，茨温利学过一些神学，不过这在当时并不会被认为是不寻常的。他的第一个教会职务是格拉鲁斯镇的神父，在那里待了十年之久。就是在格拉鲁斯，许多的士兵都在欧洲当佣兵，茨温利也因此开始参与政治。当时瑞士邦联被卷入邻国(法国、哈布斯堡王朝和教皇国)之间许多的战事，茨温利选择站在罗马这一边。作为回报，教皇朱利叶斯二世奖励茨温利，通过提供年度退休金给他。茨温利以随军神父的身份，参与了在意大利的几次战争，包括1513年诺瓦拉战役（英语：Battle of Novara (1513)）。然而，瑞士邦联在马里尼亚诺战役中遭受决定性的失败，导致格拉鲁斯的立场开始从支持教皇国倒向法国。属于教皇党的茨温利因此处境尴尬，决定撤退到施维茨的艾因西德伦。这时的茨温利已经开始相信唯利是图的服事是不道德的，且对于未来的任何事，瑞士的团结是必须的。现存他最早的一些著作，例如《牛》（1510）和《迷宫》（1516），使用寓言和讽刺攻击佣兵制。他的同胞则是在法国、帝国和教皇三方夹缝中求生的正直人。茨温利住在艾因西德伦的两年，完全退出政治，致力于教会活动和个人研究。

茨温利在格拉鲁斯和艾因西德伦当神父的这段时间，特征是内在的成长与发展。他专精希腊文，并且开始学习希伯来文。书库有超过300册，使他可以钻研古典学、教父学和经院哲学著作。他与瑞士的人文主义社群通信交流，并开始研究伊拉斯谟的著作。伊拉斯谟在1514年8月和1516年5月之间来到巴塞尔时，茨温利把握机会与他见面。茨温利转变为相对的和平主义，并且专注在宣教上，都与伊拉斯谟的影响有关。

1518年末，苏黎世苏黎世大教堂的“人民神父”一职出缺，苏黎世大教堂认可茨温利是位杰出的宣教士与作家。他与人文主义的连结，是一些教会同情伊拉斯谟改革的关键因素。此外，他对法国和佣兵制的反对，也受到苏黎世政治家们的欢迎。1518年12月11日，苏黎世大教堂选出茨温利为“受薪神父”。12月27日，他搬到苏黎世，永久在此定居。

1519年1月1日，茨温利开始第一次在苏黎世的讲道。当时流行只在特定节日传讲福音，但茨温利使用伊拉斯谟的新约圣经，从马太福音开始解经讲道，也就是所谓的持续读经法（英语：Lectio continua）。他每周日持续固定的进度解经，直到一卷书读完为止。马太福音之后是使徒行传、新约书信，然后开始旧约圣经。茨温利为何如此做的动机并不清楚，但他在讲道中试图实现道德和宗教的改进，目标与伊拉斯谟的改革相媲美。

1520年后的某个时段，茨温利的神学开始演变成一种独特的形式，既不属于伊拉斯谟也不属于马丁路德。学界对于他独特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并没有定论。一种观点认为茨温利原先是个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者，然后马丁路德对他的神学转向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茨温利实际上没有太注意到路德的神学，所以仍属于人文主义改革运动的一部分。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茨温利不是完全地追随伊拉斯谟，早在1516年他的神学就开始走向独自发展。

茨温利的神学立场逐渐通过他的讲道表明。他抨击道德腐败，在这当中指名道姓地谴责那些人。教士则是被指责怠惰和生活优渥。1519年，茨温利明确拒绝敬奉圣人，并呼吁需要辨别真实和虚假的教导。他怀疑地狱，坚称未受洗礼的儿童不是该死的，并质疑逐教会绝罚的权力。他抨击宣称什一奉献是一个神圣机构的说法，而是具有最伟大的神学和社会影响。这直接违背了教会的经济利益。一位在选举中支持茨温利的长老康拉德·霍夫曼，曾在信中抱怨他的讲道。教会中有一些人支持霍夫曼，但反对派势力并没有非常大。茨温利坚持他不是一个创新者，他讲道的唯一基础是圣经。

在康斯坦茨教区内，伯纳迪恩桑森（德语：Bernhardin Sanson）因对建造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贡献而获得大赦。桑森在1519年一月底抵达苏黎世，会友们希望茨温利对此提出质问。他因此不高兴地回应，人们没有被适当了地教导大赦的条件，导致一些人企图用自己的金钱来蒙混过关。这是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1517年10月31日）后的隔年。苏黎世议会拒绝桑森入境。由于罗马当局急于遏止路德所引起的风波，康斯坦茨主教否认对于桑森的任何支持，并且被召回。

1519年8月，苏黎世爆发严重的黑死病疫情，造成至少1/4的人口死亡。所有有能力离开的人都离开了这座城市，但茨温利依然继续坚守他的岗位。9月，他也染病，并且差点丧命。他写了一首预备死亡的诗，被称为茨温利的〈瘟疫诗〉(Zwingli's Pestlied)，由三个部分组成：病情发作、贴近死亡和恢复的喜悦。诗的第一部分的最后一段写到：“凭你意行，因我无缺。我乃器皿，或修或毁。”

茨温利恢复之后的几年，并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当苏黎世大教堂的委员会出现空缺时，茨温利在1521年4月29日获选递补空缺。成为教会委员后，他也成为苏黎世的完全公民，并继续担任苏黎世大教堂的“人民神父”一职。

第一次关于茨温利讲道的争议在1522年的大斋期爆发。第一个要禁食的星期日(3月9日)，十多人邀请了茨温利，在克里斯多弗•福罗切尔住所举办“香肠晚餐”，他们切了两条熏香肠，故意违反禁食的规条。茨温利在4月16日的讲道公开解释此行为，主题是〈论食物的选择和自由〉(Von Erkiesen und Freiheit der Speisen )。他注意到关于大斋期的这些规条，在圣经中都找不到清晰的普遍原则，因此违犯这些规则并不是罪。这次事件，后来称作“香肠事件”，被认为是瑞士宗教改革的开始。在这篇解释文发表之前，康斯坦茨教区马上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苏黎世。市议会投票的结果支持茨温利，谴责禁食的规条，但认定这属于宗教事务，要求宗教当局对此澄清。主教在5月24日回应苏黎世大教堂和市议会，重申传统的立场。

这次事件后，7月2日，茨温利与其他人文主义者朋友也向主教请愿，要求取消神职人员应守独身的规条。两周后，大量印制的请愿书〈对同盟友好的请愿与训诫〉(Eine freundliche Bitte und Ermahnung an die Eidgenossen )，在德意志公开传递。这议题对茨温利而言不单是抽象的问题，同年早些时候，他已经秘密娶了一位寡妇 -安娜·赖因哈特。公共皆知道他们同居，不过他们公开的婚礼在1524年4月2日，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的三个月前才举行。 他们最终有四个孩子: 蕾古拉、威廉、乌利希和安娜。当请愿书传到世俗政府，主教回应要求苏黎世政府应继续维持一贯的教会秩序。其他瑞士的神职人员参加了茨温利的诉求，并鼓励他写下他关于信仰的第一份重要声明〈最初与最后的话〉（Apologeticus Archeteles）。他为自己被控煽动叛乱和异端的罪名辩护。他认为由于教廷的腐败，他们并没有任何权力干涉地方教会事务。

1522年的事件所带来的问题并没有获得澄清，不仅苏黎世与主教之间的不安持续，苏黎世州与邦联内各伙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12月22日，国会建议其成员禁止新的教义，强烈的控诉直接针对苏黎世。市议会认为有必要主动出击，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案。

1523年1月，苏黎世市议会邀请了城市和偏乡地区的神职人员参与会议，使各派都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也邀请了主教。市议会将对哪一种立场可以继续传扬做出决定。本次会议被称做是“第一次苏黎世辩论”，发生在1523年1月29日。

本次会议吸引了大批群众，大约有600人参加。主教派他的副主教，约翰·法贝尔（英语：Johann Faber）率领代表团参加。茨温利将他的立场总结在《六十七条》(Schlussreden)。 法布里没有料想到茨温利已经预备好要进行正式的学术辩论，他在外行人面前避谈神学，只是一再地强调坚持教会权柄的必要。市议会最终投票决定茨温利可以继续他的讲道，并且所有教士必须按照圣经教导。

1523年9月，茨温利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苏黎世圣彼得教堂的神父莱奥·尤德（英语：Leo Jud），公开呼吁破坏圣像，清除圣人雕像和其他圣像，导致示威和反传统运动。市议会决定在第二次辩论中处理圣像问题。弥撒的存在和它献祭的角色也被列为此次讨论的主题。弥撒的支持者声称，圣体圣事是真正的献祭，而茨温利声称这是一个纪念。如同第一次论辩，市议会邀请了苏黎世的神职人员和康斯坦茨主教。然而这一次还额外邀请一些外人，库尔教区和巴塞尔教区、巴塞尔大学，还有瑞士邦联另外十二名成员也应邀参加。约九百人参加这次会议，但主教与教廷都没有派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在1523年10月26日开始，历时两天。

茨温利再次率先申论。他的对手是康拉德·霍夫曼，当初在教会选举支持茨温利的长老。参加者还有一群年轻人，要求更彻底更迅速的改革，主张以成人洗礼取代幼儿洗礼。该小组由重洗派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康拉德·格列伯领导。会议的前三天虽然对圣像和弥撒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但最终变成是在争论究竟是市议会还是教廷有权力决定这些问题。在这一点上，茨温利的追随者，阿尔高州的一位神父康拉德·施密德，提出一项务实的建议。由于目前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圣像毫无价值，施密德建议教士若宣讲此议题应受惩罚。他认为，人们的意见会逐渐改变，渐渐跟着自愿去除圣像。因此，施密德拒绝激进分子和他们的反传统运动，但支持茨温利的立场。11月，市议会通过支持施密德的议案。茨温利写了一本小册子《基督教简介》(Kurze, christliche Einleitung)，讨论教士的福音责任。市议会将这本小册子送给神职人员和邦联的其他成员。

在1523年12月，市议会设下了期限，要求在1524年的五旬节前解决废除弥撒和圣像的问题。茨温利对此给出了正式的意见〈关于圣像和弥撒的建议〉(Vorschlag wegen der Bilder und der Messe )。他没有主张立即、全面的取消。市议会决定渐进式的去除苏黎世的圣像，但农村教会被授权可以表决决定。废除弥撒一案则被推迟。

宗教改革的果效开始出现在1524年年初。圣烛节没有被庆祝，长袍僧侣游行被取消，林登霍夫（英语：Lindenhof）的棕枝主日礼拜没有棕榈枝和圣髑，祭坛后的三联画在大斋期过后仍然是覆盖的。对改革的反对来自康拉德·霍夫曼和他的追随者，但市议会决定维持政府的授权。当霍夫曼离开了苏黎世，反对的主要力量从城邦内反改革的神父，变成是外在对宗教改革的打压。康斯坦茨主教试图干预维持弥撒和圣像崇拜，茨温利则撰写了市议会的官方回应，结果城市和教区断绝彼此之间所有关系。

虽然市议会对于废除弥撒有过犹豫，传统礼仪行使的机会逐渐下降，仅允许牧师可以非正式地为要求者举行庆祝弥撒。由于个别牧师各自以他们认为合适的做法修改礼仪，茨温利被要求以德语设计一套圣餐礼仪来解决这一混乱的局面。这是发表在〈圣餐的行为与意义〉(Aktion oder Brauch des Nachtmahls)。复活节前不久，茨温利和他的亲信要求市议会取消弥撒并引进新的崇拜礼仪。在濯足节，1525年4月13日，茨温利在他新的礼拜仪式中举行圣餐。使用木杯子和盘子以避免流于外在的形式，会众坐在预备好的桌子上，为要强调圣餐为“餐”的面向。讲道是崇拜的中心，没有管风琴和诗歌。茨温利建议礼拜中讲道的重要性，认为圣餐举行的次数每年应该以四次为限。

有一段时间茨温利指控虚伪的托钵修会，要求废除他们以支持真正的穷人。他建议改修道院为医院和福利机构，并纳入他们的财富为福利基金。这些通过重组苏黎世大教堂和苏黎世圣母大教堂，将剩余的修士和修女强制退休而完成。市议会将一些教会功能世俗化，并建立了新的穷人福利计划。茨温利请求在苏黎世大教堂里建立拉丁学校 －预言(卡罗莱纳)学校（英语：Carolinum, Zürich），获得市议会同意。1525年6月19日学校正式开幕，供神职人员培训和再进修，茨温利和里欧·杰（英语：Leo Jud）为教师。苏黎世圣经译本，传统上归功于茨温利，并由克里斯托夫·弗罗绍尔印刷，有着“预言学校”团队合作的标志。学界从外部和文体的证据，仍未完全了解茨温利参与程度。

第二次苏黎世辩论之后，许多宗教改革的激进派认为茨温利对苏黎世议会让步太多。他们拒绝市民政府的角色，并要求立即建立信众的教会。康拉德·格列伯，激进派与新兴重洗派的领袖，私下谈论到茨温利时显得相当轻蔑。1524年8月15日，市议会坚持所有的新生儿都要受幼儿洗礼。茨温利秘密地跟格列伯的小组协商后，1524年底，市议会呼吁召开正式的讨论会。当会谈中断，茨温利发表〈谁导致***〉(Wer Ursache gebe zu Aufruhr)，陈明反对的观点。公开辩论在1525年1月17日举行，市议会赞同茨温利的决定。拒绝让他们的孩子受幼儿洗礼的人们被要求离开苏黎世。激进派忽视这一措施，在1月21日，他们在另一位激进派领导人费利克斯·曼茨的母亲的房子聚集。在那里格列伯和第三领导者乔治·布老若克，进行了有纪录的第一次重洗派成人洗礼（英语：Believer's baptism）。

2月2日，市议会再次要求所有婴儿应该接受洗礼，不遵守的人将被逮捕与受罚，包括曼茨和布老若克。茨温利和里欧·杰前往探访他们，市议会则是举行了更多公开辩论。同时，新的教导散布到瑞士邦联其他区域，以及一些士瓦本的城镇。11月6-8日，关于洗礼的最后一次辩论在苏黎世大教堂举行。格列伯、曼茨、布老若克在茨温利、杰，和其他改革者面前为他们自己的主张辩护。他们的观点彼此间并没有交集，双方都坚持原本的立场，辩论演变成一片吵杂，双方互相谩骂。

苏黎世市议会最终决定完全不妥协，在1526年3月7日发布了恶名昭彰的命令，任何重洗的人将处死。虽然技术上来说茨温利没有参与这项决定，但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反对。曾经发誓离开苏黎世并不再施行洗礼的费利克斯·曼茨，故意回来继续进行重洗派的活动。他被逮捕和审判之后，1527年1月5日在利马特河被以溺刑处死。他是第一位重洗派的殉道者，接着还有其他三位被处死。之后其他重洗派逃离或被驱逐出苏黎世。

1524年4月，卢塞恩、乌里、施维茨、下瓦尔登和楚格等五个州形成“五国联盟”(die fünf Orte)，以对抗茨温利的改革。他们联系了马丁·路德的对手约翰·埃克，曾在1519年的莱比锡辩论和路德辩论。埃克要求举行辩论，他和茨温利都接受。然而，他们不能同意评审机关的选择、辩论的位置，还有使用瑞士国会做为法庭。由于无法达成共识，茨温利决定抵制这次辩论。1526年5月19日，各州都派出代表前往巴登。尽管苏黎世的代表有出席，但他们没有参加议程。埃克领导天主教一方，而改革者由巴塞尔的约翰内斯·厄科兰帕迪乌斯领导。厄科兰帕迪乌斯是符腾堡的神学家，曾与茨温利有广泛而友好的信件往来。随着辩论的进行，茨温利持续接受会议的资讯，并印小册子表达他的意见。不过这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国会决定反对茨温利。他被禁止，不得再发送他的著作。邦联十三个成员中，格拉鲁斯、索洛图恩、弗里堡、阿彭策尔以及五国联盟投票反对茨温利。伯尔尼、巴塞尔、沙夫豪森和苏黎世支持他。

巴登辩论暴露出邦联内部在宗教问题上的深深裂痕。宗教改革已经开始出现在其他州。邦联的附属州圣加仑市，由改革市派长约阿希姆·瓦迪安（英语：Joachim Vadian）带领，在苏黎世两年之后的1527年废止了弥撒。在巴塞尔，虽然茨温利曾与厄科兰帕迪乌斯有密切的关系，但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有关改革的裁决，直到1529年4月1日废止弥撒。沙夫豪森则是一直密切关注苏黎世做为典范，在1529年9月正式通过的改革。

伯尔尼的情况，伯尔尼大教堂的神父德迈·哈勒（英语：Berchtold Haller）和诗人画家兼政治家尼克劳斯·曼努埃尔（英语：Niklaus Manuel Deutsch I），为了改革而参加竞选。不过伯尔尼是否是一个支持改革的州，要到另一场辩论之后才确立。伯尔尼辩论有450人参加，包括伯尔尼和其他州的神父，还有邦联之外的一些神学家，如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马丁·比塞和沃尔夫冈·卡皮托（英语：Wolfgang Capito）、来自康斯坦茨的安布罗修斯·布拉雷尔（英语：Ambrosius Blarer）、来自纽伦堡的安德烈亚斯·阿尔特哈默（英语：Andreas Althamer）。埃克和约翰·法贝尔（英语：Johann Faber）拒绝出席，支持天主教的各州也没有派出代表。会议从1528年1月6日开始，持续近三个星期。茨温利承担捍卫改革的主要责任，在明斯特有过两次的演讲。1528年2月7日，议会下令宗教改革正式在伯尔尼建立。

早在伯尔尼辩论之前，茨温利就试图建立一个改革派城邦的联盟。当伯尔尼正式接受改革，“基督教公民联盟”（DAS Christliche Burgrecht）便宣告成立。联盟的第一场会议于1528年1月5~6日在伯尔尼，与康斯坦茨和苏黎世的代表共同举行。其他城市，包括巴塞尔、比尔、米卢斯、沙夫豪森和圣加仑随后加入该联盟。“五国同盟”(天主教)感受到包围和孤立，开始寻求更多外部的盟友。2个月的协商后，“五国同盟”与奥地利的斐迪南在1529年4月组成“基督教联盟”(die Christliche Vereinigung)。

对奥条约签订后不久，改革派的传教士雅各·布凯泽，在乌茨纳赫被逮捕，在施维茨被处决。此事引发茨温利激烈反应。他起草了〈关于战争的建议〉（Ratschlag über den Krieg ）给予政府，概述了对天主教国家发动攻击还有实行其他措施的理由。在苏黎世将要展开行动时，从伯尔尼的一个代表团(包括尼古拉斯·曼努埃尔)抵达苏黎世，劝苏黎世以和平方式解决此事。曼努埃尔指出，发动攻击会使伯尔尼暴露在进一步的危险中，尤其在与天主教瓦莱和萨伏依公国接壤的南翼。他曾说:“长矛和刀剑无法带来信心。”但是苏黎世知道伯尔尼不得不默许，决定要独自行动。1529年6月8日苏黎世组织了3万人的军队，并且宣战。“五国同盟”则被奥地利放弃，部队规模可能只有9千人。双方部队在卡珀尔附近遭遇，但因为茨温利的亲戚汉斯·艾伯利介入，双方休战。

茨温利不得不提出停战条款。他要求“基督教联盟”必须解散；改革派的宣教士可以自由出入天主教国家；禁止养老保险制度；支付战争赔款；赔偿殉道者雅各·凯泽的孩子。曼努埃尔参与了谈判。伯尔尼没有打算坚持自由宣教权和禁止养老保险制度。苏黎世和伯尔尼不能接受“五国同盟”（天主教）仅答应解散与奥地利的结盟。茨温利大失所望，这也标志着他政治声望的下降。卡珀尔的第一个土地和平令（英语：Landfrieden）(der erste Landfriede)生效，战争在6月24日结束。

当茨温利在瑞士邦联展开宗教改革的政治工作时，他与他的同事们发展了他的神学观点。马丁路德与茨温利之间最著名的分歧就是关于圣餐意义的解释。这个分歧起源时路德在维滕贝格的前同事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他发行了三本关于圣餐的小册子，反对圣餐当中基督真实临在（英语：Real presence of Christ in the Eucharist）的解释。这些小册子于1524年在巴塞尔发表，得到厄科兰帕迪乌斯和茨温利的认可。路德拒绝卡尔施塔特的论点，认为茨温利也是与卡尔施塔特一伙的。茨温利开始透过一些出版品表达他对圣餐的想法，包括《论圣餐》（de Eucharistia）。他攻击真实临在的观点，认为耶稣的祝圣祷文（英语：Words of Institution）中“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是象征意义。因此，茨温利声称圣餐中没有基督真实的临在，将这段经文理解为一种隐喻。实际上，这餐是象征最后的晚餐。

1527年春，路德在〈基督的这些话‘这是我的身体’等等－仍然坚决抵制这些狂热者〉(Dass Diese Worte Christi "Das ist mein Leib etc." noch fest stehen wider die Schwarmgeister)中强烈反对茨温利的意见。争论一直持续到1528年，马丁·布策试图搭建路德和茨温利之间的桥梁。当时黑森的菲利普想要建立统合所有新教势力的政治同盟，邀请双方前来马尔堡讨论彼此间的分歧。此事件被称为马尔堡会谈（英语：Marburg Colloquy）。

茨温利接受了菲利普的邀请，他自信能说服路德。相较之下，路德没想到要出来会谈，在菲利普的敦促下才不得不参加。1529年9月28日，茨温利在厄科兰帕迪乌斯的陪同下抵达，路德和菲利普·梅兰希通随后不久也到。其他神学家也有参加，包括马丁·布策、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约翰内斯·布伦茨（英语：Johannes Brenz）、贾斯特斯·乔纳斯（英语：Justus Jonas）。辩论在10月1到3日举行，结果发表为〈马尔堡十五条〉。参与者仅能同意前十四条，但第十五条关于基督圣餐的解释仍然意见分歧。此后，每边宣称他们是胜利者，但实际上争议并没有解决，最终导致两个不同的新教教派各自发展。

随着马尔堡会谈的失败和邦联的分裂，茨温利将他的目标转向与黑森的伯爵菲利普一世同盟。他与菲利普维持积极的联络。虽然伯尔尼拒绝参加，但经过漫长的努力后，苏黎世、巴赛尔、斯特拉斯堡与菲利普在1530年11月签定共同防御条约。茨温利也亲自与法国的外交代表交涉，但双方差距甚大。法国希望与“五国同盟”(天主教)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与威尼斯和米兰的尝试也失败了。

当茨温利在为组织政治联盟努力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为了要裁决信仰问题，邀请新教徒前往奥格斯堡国会（英语：Diet of Augsburg）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此路德派提出了《奥格斯堡信条》。另外在马丁·布策的领导下，斯特拉斯堡、康斯坦茨、梅明根和林道等几个城市产生了《四城信条》，采取了介于马丁路德和茨温利之间的中间立场。不过属于茨温利领导“基督教市民同盟”的城邦(Burgrecht cities)来不及形成他们自己的信条。由茨温利发表了自己的信仰告白《信心与理性》(Fidei ratio)，以使徒信经为基础的十二篇文章，强烈抨击天主教和路德宗。路德宗对此私下批评，没有公开回应。茨温利和路德的老对手约翰·埃克，则是出书反驳茨温利，并提交给皇帝。

1530年年末黑森的菲利普一世成立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四城信条》的四个城邦加入了以路德宗《奥格斯堡信条》为主的同盟。由于联盟的条件宽松，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原本考虑加入。但茨温利的信仰无法接受《四城信条》，并写信严厉拒绝了布策尔和卡皮托。这侵犯到菲利普一世的立场，使他切断茨温利与联盟的关系。导致“市民同盟”在瑞士邦联的宗教冲突中失去任何外部的盟友。

第一次卡珀尔的和平条约中没有保障新教在天主教国家传教的权利。茨温利认为这样表示是允许的，但五国同盟完全拒绝。“市民联盟”考虑以不同的方式对“五国同盟”施加压力，巴塞尔和沙夫豪森认为应该以外交手段为主，而苏黎世想以军事手段解决。茨温利和里欧·杰都主张对“五国同盟”发动攻击。伯尔尼则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最终获得了支持。1531年5月，苏黎世勉强同意对“五国同盟”实行粮食封锁。但到了10月，封锁的效果仍然有限，伯尔尼决定撤销封锁，苏黎世则希望维持封锁，“市民联盟”内部对此争论不休。

1531年10月9日，“五国同盟”决定先下手为强，对苏黎世宣战。苏黎世由于内部纷争动员缓慢。10月11日，苏黎世布署在卡珀尔附近部队(3500人)遭遇到“五国同盟”两倍的部队进攻。包括茨温利在内许多牧师都上了前线，战斗持续不到一小时，茨温利是苏黎世军队阵亡的500人之一。

茨温利曾认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属于基督的;第二是他所捍卫的国家瑞士邦联;第三是他生活了12年的城市苏黎世。讽刺的是，他在47岁去世时，不是为了基督，也不是为了瑞士邦联，而是为了苏黎世。对此马丁路德写到:“幸好茨温利、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英语：Andreas Karlstadt）和康拉德·佩利坎（英语：Konrad Pellikan）都死在战场上，否则我们不可能维持与黑森的菲利普一世、斯特拉斯堡和其他我们的邻邦的关系。哦!这是个胜利，他们灭亡了。上帝的旨意何其好。”卡尔施塔特和佩利根的死讯是当时误传。厄科兰帕迪乌斯则是在11月24日去世。伊拉斯谟写到：“对于两位宣教士，茨温利和厄科兰帕迪乌斯的死讯，我们从巨大的恐惧中释怀，他们的生命让许多心灵产生难以置信的变化。这是至高神奇妙的作为。”此外伊拉斯谟也写到:“如果贝罗纳(古罗马战争女神)青睐他们，那么这一切也可能临到我们之上。”

在沃木斯有一座茨温利的纪念雕像，一手持圣经，一手持刀剑，这代表他一生持守基督信仰，并且对社会公义的追求全然摆上而不遗余力 。茨温利一生都是个行动派，将他的理念实践出来，与当时的多方势力如罗马天主教、瑞士邦联政府议会、重洗派、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势力，都有过微妙的互动或激烈的交锋。甚至在他“政教合一”的理想中，亦曾联络一位德意志公爵，利用法国国王为后盾，并联合威尼斯舰队，想要推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然而在他四十七岁时任随军神甫时，在战场上为敌人所杀。他的神学思想虽未臻完美、政教改革虽未竟全功，但他所留下的宝贵资产，提供后继的思想家与喀尔文一个改革的方向。